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简介

正宁波大学商学院吕建锁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该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全书22.5万字,分五章。浙商与晋商素有"金融界执牛耳者""东方犹太人"之美誉。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本土金融制度     

山西票号:金融史上的奇观

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票号商更是以独步天下,不辞艰辛,影响中国金融业达一个世纪之久。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古称并州,明置山西省,受惠于黄河孕育,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明清以来晋商的异军突起,竟威震华夏,名扬亚欧。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将山西商人媲美于意大利商人。其中山西票号商更令人注目,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影响中国金融近一世纪。至于票号业发源地古城平遥,已被我国政府列为向联合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票号"以平遥为诞生之地,平遥也因"票号"而扬名于世。那么,"票号"为何会自…     

论中国故事再造的一种艺术模式——从晋剧《日昇昌票号》的艺术与人文价值说起

晋剧《日昇昌票号》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将沿茶路巡回演出。通过讲述清道光年间平遥西裕成颜料铺大掌柜雷履泰在镖银被劫后,首创金融票号日昇昌的故事,反映了晋商勇于创新、以义制利、在商言利而不唯利的儒商精神。作为新编历史剧,它不仅艺术上有创新,而且人文价值更突出。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讲好晋商故事等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又一方式。     

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

票号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产生于清朝 ,是晋商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一种带有金融性质的机构。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 ,对今天的金融业很有启发。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截面:宁波钱庄》简介

宁波大学学者陈铨亚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该著以宁波钱庄为研究本位,在近代金融史的宏观框架下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切的追究,因而包含了一些独创性的学术成果,不仅仅作为第一部关于宁波钱庄的专门著作,其中许多学术观点提升了对本土金融的研究高度。首先,提出钱庄与票号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市场：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

不能以贷款有无投向近代新式企业作为是否为商业银行的评判标准。按照现代金融学理论,19世纪50年代在实施了过账制度以后的宁波钱庄就是本土商业银行。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属于纯粹的虚拟经济范畴,与现代金融投资交易相当接近,如：有固定的交易对象、交易场所;现金结算,具备复杂的交易层次与网络,信用交易特性明显;有做空机制,交易规模显著扩大;具备平仓制度、经纪人制度、佣金制度和最后交易日制度。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市场属于一种货币远期,但尚未发展到期货阶段。基于19世纪中期传统金融向近代金融转型的时空背景,可以认定,近代宁波金融市场的空盘交易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创新,它是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工具。     

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晋商兴盛原因初探

晋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的一支力量。其称雄商界五百年的经营之道,在近、现代的经济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晋商的兴盛规律进行了探索,以期对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诸多借鉴和启迪。     

新晋商发展路径初探——基于旧晋商成功经验的启示

旧晋商曾辉煌商界五六百年,其成功经验大致概括为具有创新意识、具备放眼天下的经商视野,以及坚执诚信理念。以此为参照,文章提出新晋商首先要占领"规则"高低;其次,胸怀天下,主动出击,切忌拘泥于地域和行业的得失;再次,经营管理上,以现代运营模式统领企业或公司的发展。以上所见,仅限于旧晋商成功经验的启示。     

明清晋商商业教育研究述略

明清时期晋商鼎盛长达5个多世纪与晋商重视商业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晋商在经商之余,除重视对子弟商业伦理道德的培养外,还注重对子弟商业知识、技能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从而为他们很快进入这一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以期为现代商业提供借鉴.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

山西票号是主营异地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三条经验可资借鉴:东伙间的信义关系为其一;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模式为其二;实行股俸制为其三。正是靠着这三条经验,最终成就了票号业的辉煌。     

包氏家族与宁波帮精神

20世纪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培育了众多的宁波帮家族,包氏家族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比较于其他商帮,宁波帮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优势和共同的价值取向。文章通过对包氏家族创业历程与回馈社会义举的剖析,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宁波帮精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宁波帮之所以能笑傲商海、名震寰宇、长盛不衰的原因,期望宁波帮精神能成为教育年轻一代的一种德育资源。     

晋商票号身股分红探微

所谓＂身股＂,也称为＂人力股＂,它是指晋商的掌柜和资深的伙计不需要出资金,而以他们的才能和贡献入股,并且在账期分红时与出资者共同分享利润的一种制度安排。身股与银股的分红大致可为银、身股按股平等分红、按比例分红以及分红数目大致固定这三种主要方式。身股的分红具有数量大、范围广、层次多的特点。     

论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策略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诱因及体制形成机理简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全面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到来,商业银行面临着“内忧”与“外患”共存的复杂金融环境,这其中存在市场、信用、流动性、声誉以及操作等诸多金融风险,而商业银行的相对垄断性、经营依赖性和发展粗放性,决定了其抗击风险的脆弱性。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转型升级步伐,转变发展模式,选准并坚持本身的市场定位,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优化收入结构,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而不断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从而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