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论知识产权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正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制度有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极其广泛,对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新突破——以地理标志为视角

作为新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结合、主体不确定性、权利不可转让性、权利永久性等方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契合,因而能够突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障碍,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从制度层面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可以采用商标法或专门法模式,并体现出权利共有性、权力分享性、地域限制性等法律特性。从实践层面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有一定的发展,但在直接保护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可望在将来克服差距、取得较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选择——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反思

知识产权制度表面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某种契合性.但实质上,知识产权以私权垄断为创新激励的制度设计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单纯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还很有可能造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保护文化多样性)背道而驰的逆向选择现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依靠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而应该在完善国家供给与国家补贴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在国际范围内构建“使用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偿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并结合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分析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深入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产权具体制度和理论,并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经验后认为,应采取建立统一的保护组织、摸清遗产家底、确定保护重点、加强保护单位和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在基层建立起保护机制、分类指导保护工作等工作措施,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就保护模式而言,应采用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模式,适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或者指导意见,以建立和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矛盾十分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区域性和变异性的特点,由此带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现在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行政法保护模式和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两种,我国已有行政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制,为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进行版权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权法保护——基于权利与利益的二分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学术研究,近几年奉行权利建构模式,目前形成了独立的私权、知识产权和特殊知识产权三种不同进路。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存在权利的保护问题,亦存在利益保护问题。忽视利益的保护或者将利益与权利不加区分地均作为权利予以保护,都是有巨大缺陷的做法。单纯的权利建构模式引发了学术界内部的反思,也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挑战。侵权法对权利和利益给予强弱不同保护的学术思路和司法实践,可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体系上的缺憾。应在解释论的角度上,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起区分权利与利益,并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以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权利创设与创造自由之间的关系。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论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隐喻

隐喻是以一物指他物的常见思维模式,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各种讨论充斥着这种思维方式。目前,学界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仍处于一种自发而不自知的状态,故无法避免隐喻所带来的弊端,这些弊端在文化遗产法中尤为明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着较多讨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为例,可以较好地阐释隐喻这一方法对文化遗产法律研究的贡献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据此提出扩大概念所隐喻对象的范围、探讨具体制度的构建、考虑事物背后的价值取向等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刑法为中心的考察

知识产权法和行政法规或措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但刑法的保护作用不应被忽视。刑法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和附属刑法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该文认为应完善我国刑法中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罪刑规范和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刑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对于具体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来说存在本真性问题,而对其他人来说具有共享性特点。对于这些文化属性的准确认识,可以为我们解决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共享的可能性的差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恰恰在于借助这个文化规律,为人类社会寻求一个超越物质独占、消弭由物质独占造成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纷争,并成为推进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促进世界和谐的有效途径。     

法律视阈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型分类与保护范式-以新疆哈萨克族为例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在现阶段不具备取得实效的条件,仍需对其进行单项分类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行学科分类及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实践带来了较大困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进行重新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法律视阈下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和濒危程度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通过国家立法干预以及市场调节的方式进行相应的保护。     

亟待构建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兼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立法与动向

围绕着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是习惯于＂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模式,缺乏一种全局观念。＂非遗＂的保护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属于＂艺术法＂体系的一个分支,正如民法体系、商法体系等一样,只有建立了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