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贞女形象

在明清拟话本小说中,集中而大量地出现了＂贞女＂这一女性形象类型。根据守贞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传统贞节观下的贞女形象和变通贞节观下的贞女形象两种。传统贞节观下的贞女形象按照不同的守贞方式,又可分为女扮男装型、生死相随型和拼死抗暴型。     

清前期四川教域权之争

清代前期四川宗座代牧区发生的教域权之争,是四川教会史上值得关注的事件。教域权最后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名正言顺获得,由此奠定了该会在四川长达百年的传教事业的基础。这场教域权之争的过程和结果,反映出当时中国传教形势的变化和天主教会对中国传教地盘的争夺。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     

佛教教义的伦理化与世俗化

佛教原始教义讲究脱尘离俗、循世潜修,四真谛是其理论核心,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作为外来宗教为在中国扎根,先依道家、玄学,后吸收儒学,也讲忠君孝悌,允许入世修行和在家修行,并使修行手段简单化,从而使佛教伦理化、世俗化,成为人间佛教.     

唐代妇女与佛教

由于各种现实和社会的原因,唐代妇女信仰佛教的人数比较多,她们信仰佛教的方式主要有出家为尼和在家修行两种。唐代妇女信仰佛教,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柏格理乌蒙山区传教的阶段性对比分析

柏格理(S.Pollard)在中国西南乌蒙山区的传教活动以1904年为界呈现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期以城市汉族为主,传教艰难;后期以乡村苗族为主,发展迅猛。通过对柏格理两个阶段的传教方略、方式、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认识柏格理在乌蒙山区的传教运动及其对当地苗族社会的影响。     

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的对策

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宗教渗透的方式较多,如利用外籍人员传教,以慈善为名传教以及媒介等。宗教渗透的原因也较复杂,如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国内转型的影响以及宗教神秘色彩的影响等。因此,要领导重视,把握原则加强教育等,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     

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中兴初探

全真派自元初传入武当山,一直以五龙宫为传播中心,成为元代江南全真派最大的活动中心.入明以后,正一派在武当山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全真派道士多在僻静的观庵中修行.清初由于王常月、谭守诚两大全真龙门派高道在武当山玉虚宫开坛说戒,以白玄福、杨常炫为首的龙门派道士在武当山修行并兴办讲肆之所,广收徒众,太子坡、元和观相继被辟为十方丛林,全真派在武当山呈现出兴盛景象,其徒众不仅积极修复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的武当山宫观,而且以太子坡道观为重要基地,到各处传教,扩大了武当山道教的影响.     

节妇贞女：元代诗人特殊的心灵意象

宋元易代和元代百年,女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涌现出无数的节妇贞女,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华夏文明的传统精神,受到元代诗人的高度重视。而诗人笔下的节妇贞女,具有历史的参照意义和文化心理的寄托作用,成为元代诗人特殊的心灵意象。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四)

清代的四川 ,既有一批信仰纯正、积极传教的教徒和传教士 ,也有少数藉教为名、为所欲为、引导传教活动走向畸形的别有用心者 ,艾嘉略、范若瑟便是其中的典型。通过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分析 ,探讨清季民教矛盾的部分成因。另外 ,清代的四川教区曾经包括贵州、云南等省 ,通过对贵州个别教徒传教活动及被惩罚情况的介绍 ,充实清代四川传教史的内容 ,引出嘉庆皇帝对天主教认识的转变 ,揭示出嘉庆年间清政府严厉禁教的症结所在。咸同年间 ,当天主教弛禁之后 ,民教间的矛盾反却尖锐激化 ,教案频频发生。教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有鉴于此 ,草拟《民教相安章程》,约束双方行为 ,消除对峙 ,求得融合。然因法使馆和其他省区天主教会的反对 ,四川《民教相安章程》成为废纸 ,民教的矛盾重新尖锐。一啄一报 ,罗元义枉杀之举 ,便是四川官府的报复行为。另外 ,中华书院交涉的史料 ,弥为珍贵 ,故附骥于此     

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清末至民国绥远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移民社会特色的地域,其天主教的传播和移民社会紧密相联,而其间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土地。教会因用土地吸引移民入教而大为发展,又因土地占有等种种因素与普通百姓产生矛盾,以致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到重重一击。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

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处境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时期,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正式确立,而儒学知识界也从总体上批判、否定天主教,由此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促使在华天主教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路.天主教本土化三个基本特征:传教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与仪式的民间性.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这种本土化深刻地影响了天主教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在深植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染上民间化色彩.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中国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晚清不平等条约时代后才有反基督教运动,而忽略了清中前期长期存在的禁教和反教。本文考察了康熙晚年禁教以后的历朝教案和不断强化的禁教措施,说明了清代在条约时代之前就厉行禁教的事实。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有求于传教士处日益减少,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兴趣,传教士没有了像过去那样有效的交换传教许可的手段,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统治者担心远人来华传教的政治动机,对传教士怀疑加剧,对西教误解很深。这些都推动了清廷厉行禁教。近代之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教传统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一起对晚清政教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戊戌维新和庚子事变后,这种传统才为新的认识所消解。     

《四库全书总目》宗教典籍析论

《四库全书总目》载录了近200种宗教文献,涵盖了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个别中国民间宗教等教派的典籍。这些典籍是从当时众多的相关文献中选择出来的。透过《总目》提要,大体可以窥见清初正统士大夫的宗教观。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明末清初部分华人皈依天主教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在欧洲传教士的带动下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在这次接触过程中大批的上层知识分子皈依了天主教。文章意在探究这些士人阶层皈依天主教的真实原因,并希望能够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基督教徒皈依的原因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剧烈社会变动下客家文化走向探讨——川、港都市客家文化消融轨迹的对比考察

香港与四川客家均源出于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地区,是客家民系扩散外迁的产物.二者在迁出时间上大体相当(清前期),只是在流向上略有不同.客家人进入四川后,随着自身人口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到了清中期,开始逐渐向城市发展.自那以后的150年间,四川社会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到来,这些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因受到巨大的冲击,逐渐消融于城市之中.客家人进入香港后,陆续建立起自己的村庄;经过数百年的变迁,特别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市区的高速发展,这些客家村庄已逐渐融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中.目前,四川客家,尤其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正沿着当年香港客家演变的轨迹飞速发展,客家文化和语言正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本文以成都近郊的沙河客家小区和香港新界客家村落作对比,考察两地客家人所迁居城市的背景、迁居后的环境适应,以及迁居后各自所发生的巨变;具体剖析川、港两地客家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地域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差异,及其对两地客家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剧烈社会变动下都市客家文化走向的命题,对客家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轨迹异同进行比较,以寻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保护客家文化传统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