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法院调解有“调审合一”、“调审分立”、“调审分离”模式 ,诸模式利弊均沾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主要的问题有 :损害当事人诉权、毁损法院审判权、调解制度不现实等等 ;重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规范法院职能 ,分化法官双重身份 ,实行诉讼和解制 ,构建新的调解机制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法院调解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之一.它发端于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强迫调解等违法问题,应从立法和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完善.实现现代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使法院调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反思法院调解主体的社会化

协助调解制度的完善以及委托调解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法院调解的主体由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与社会化,然而,本文从法院调解制度的内涵角度客观地重新审视法院调解主体的社会化问题,则必然发现基于调解与审判内涵的冲突而产生的调解主体社会化与审判权主体之间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论诉讼调解与判决的冲突与平衡

近年来,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的诉讼调解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与发展,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与弱点。实践证明,大量的法院调解所存在的问题已有悖制定该制度的初衷,甚至超出了法律的容忍界限。笔者认为,当代诉讼调解制度走进困惑,一是因为同一诉讼结构中调解与判决的冲突,二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我们只有在深刻剖析其内在结构冲突的同时建构一种程序保障机制来平衡其冲突,才是当今法学界最明智的立场。一、同一诉讼结构中调解与判决的冲突首先,法官扮演的调解人与判决者双重角色间的冲突。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判决都是解决…     

法律的地方主义轨迹与法制现代化——对日本司法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考察

日本的调解制度有着与传统日本社会连贯一致的、地方性的发展轨迹.每一次法律制度的改革,其动力并不完全来自法律的自身逻辑,社会的发展需要才是其主要的源泉.调解制度与审判制度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日本司法制度的不足,降低了司法成本,缓解了社会冲突.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避免将法治化进行功利的、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处理.以往曾作为"东方经验"的中国调解制度应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激发活力,承担新的功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倡导和推行,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由于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乡镇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以及制度执行中的敷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制度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乡镇调解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推动了中国调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国内调解制度与国际调解制度之应用分析与比较

调解作为一种民商事纠纷解决模式,有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在我国,调解制度,一方面有其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弊端。而国际上一些国家在近期进行的司法改革中,青睐以调解为重要手段的ADR模式,并且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跨国纠纷中对调解制度的选择,使得国内调解制度与国际调解制度之命运截然迥异了。     

反思法院调解主体的社会化

协助调解制度的完善以及委托调解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法院调解的主体由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与社会化，然而，本文从法院调解制度的内涵角度客观地重新审视法院调解主体的社会化问题，则必然发现基于调解与审判内涵的冲突而产生的调解主体社会化与审判权主体之间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转型

法院调解应当随着我国社会现状的变革而转型,其转型的理由为:诉讼制度功用的变化是时代理由、民事诉讼体制转型是客观理由、法院调解基本理念的变化是主观理由.转型后的法院调解应当以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在多元的、人性化的基础上构筑现代法院调解的具体制度,从调解主体、调解时机、调解内容、与大调解格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