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中的监督权

监督权是全面管治权的基本内核之一。中央对港澳行使监督权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增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感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管治方式。当前,中央对港澳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监督存在力度不足而陷入被动局面。中央对港澳行使监督权必然要基于内地与港澳的实际情况,以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为主旨,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为归宿进行运作,并逐步建立系统的权力运作机制。一方面,中央可从类型化、程序化、立法化的进路建构监督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另一方面,中央应树立主动性的理念,积极行使应有的监督权。     

“共同体政治”视阈下国家统合的使命与路向——基于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考

香港回归祖国后,政治体制从行政吸纳转变为高度自治。基于个人权利优先的民主观念及其背后的身份政治偏离了政治的基本属性,冲击着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性。只有立基于“政治共同体”,搭建并落实“一体双权三维度四功能”统合性框架,才能进一步丰富国家认同和民主观念,确立起香港人的身份秩序,推动香港的善政良治,实现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论中央对香港的宪制性管治权

香港特区某些人之所以长期鼓吹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是类似英国女王那样的虚权、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只有外交和国防两项、"港人治港"表明中央政府不能治港、香港特区拥有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剩余权力"等,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故意抹杀中国的国家结构是单一制而非联邦制,不知道或故意抹杀香港特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政权,而非联邦制下联邦政府和成员单位共同拥有主权、各有一套宪法法律的关系。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地位

特别行政区是国家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三)项的规定设立的一种新型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制度则是国家根据《宪法》确立的对特别行政区实施管理的重要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除保留体现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必要的权力外,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作为我国国家管理的制度创新,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宪法框架内地方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国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尤其是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特别行政区制度充分体现出国家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

邓小平围绕香港回归问题从五个方面展开了他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核心是主权,主权高于"两制";解放军在香港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象征;"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在"两制"中居于主体地位;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中央对香港基于对香港的主权而依法拥有必要的干预权。同时,邓小平对怎样起草《香港基本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意见:《香港基本法》要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央拥有《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权,《香港基本法》要规定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香港基本法》要制定得简要些;《香港基本法》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香港基本法》要规定香港的普选必须循序渐进。《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对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感念颇深,认为没有他的掌舵,就不会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香港基本法》。理解、研究《香港基本法》必须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密切结合。     

英国统治香港的"主权在英"原则述评

英国管治香港期间,非法侵占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确立了“主权在英”的殖民统治香港的最高原则:通过英皇颁布的三个敕令,把“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合法化”;通过三个宪制性文件,把“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宪制化;通过直辖管治,把“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治权化。由此,英国确保了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直到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主权在英”殖民统治香港的最高原则终于寿终正寝,成为历史。     

权力监约机制研究

权力腐败乃不绝于史的一大政治顽疾。人类长期与之争斗的经验性总结之一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理念之确立和相应机制之设置。在近现代社会 ,人民主权是权力监约的法理基础。人民主权在实现过程中表现为自治权和他治权两大形态 ,其中 ,自治权对他治权的作用构成了权力监约机制的核心。在我国正在展开的政治改革中 ,权力监约机制应贯彻变单向集中型为网络分散型的创新取向 ,方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     

孙中山人民监督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人民监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权力的归属及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上 ,主张“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 ,“人民为一国之主 ,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 ,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 ,确立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前提 ;二是设计了人民监督的理想模式 ,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 ,以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     

治理视野下的高度自治权研究

高度自治权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核心要素,特别行政区制度是高度自治权的载体。高度自治权内涵的廓清,对于分析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大国治理背景下,高度自治权可以经由治理视野加以理解。以高度自治权为核心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授权自治,又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地方治理,法律治理与社会治理。     

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论略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香港和澳门实行不同于祖国内地的法律制度。因此 ,特别行政区有了独立的刑事管辖权。如何界定特别行政区的刑事管辖权 ;如何处理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的关系 ;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的概念、特征、渊源、原则以及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阻却等问题值得进行系统探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探析

中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其作为一个非主权地方性实体,在“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国际条约和基本法的授权,可以享受某些国际法权利,承担一定程度的国际法义务,因而可以将香港特区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法主体。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及有效监控

市场经济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对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与完善提出了极大挑战,法院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对当事人权益提供法律保护的做法也屡受责难。如何发挥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使法院成为一个能动的司法者,在遇到“法律缺位”时,运用法理精神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判决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法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及有效监控的论述,强调法院应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完善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论澳门法域的基本框架及其特色

“一国两制”下的澳门法域自成一体,并独具特色。澳门法域的基本框架及特色主要有四个方面:政制模式———“行政主导”,与立法协调又制约;立法体制———“高度自治”,中央具有监督权;法律体系———以基本法依据,实现法律本地化;司法制度———保持“司法独立”,推进区际司法协助。澳门法域的日益完善,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一国两制”下的多法域格局中,应当加强内地与澳门法域的相互认识和沟通,努力实现法域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CEP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CEPA是中国内地分别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顺利实施以及第三阶段的良好开端对中国两岸三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未来WTO下一国四席的自由贸易区创建具有重大意义。CEPA协议主体的双重性及其独特的国内法律安排,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争端也呼吁对其解决机制的完善。针对这一新课题,应借鉴国际通行作法补充修改CEPA相关条款,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为解决中国国内区际经贸争端创建范例。     

台湾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分析及启示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计划确定程序由行政计划确定机关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工程的许可时集中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计划确定裁决书”。似有违反“管辖绝对性原则”或造成法律位阶层次乱入的表象，但是在实践中却能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公民参政、议政，扩大政府的公信力。在未来的大陆《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是一个解决目前行政许可过程中权力“网状分布”出现系列问题的有效进路。     

国籍管辖根据在互联网案件中的适用

依国籍管辖根据确定民商事案件管辖权是属人管辖规则中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司法主权，强调对本国及本国国民利益的保护，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摒弃。在互联网案件中，以国籍根据为主要依据的属人管辖权的确定也遭遇困境。但国籍根据相对互联网案件中被告地理位置及住所地难以确定的困难，又显现其优势，对互联网案件中管辖根据的寻找以及管辖权的确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下，正确定位国籍管辖根据在互联网案件管辖权确定中的地位，并进行合理限制，是国籍管辖根据正确适用于互联网案件的关键。     

无文字状态下的一种"立法"活动——黔桂边界苗族地区作为"先例"的埋岩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口承法律文化丰富,属于典型的口承法律文化类型。本文以广西融水、贵州从江、榕江三县的“埋岩”资料为基础,对苗族无文字状态下地域组织以埋岩为主要形式的“立法”意图、“立法”过程、范围以及作为口承“判例法”在以后案件中的援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香港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

１９９８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捍卫了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维护了香港作为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