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公”考》商补

《“汪公”考》商补汪文学近读题为《“汪公”、“五显”崇拜及安顺地戏的两大流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２年第二期）的论文，该文共讨论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汪公’考”。“汪公”即唐初越国公汪世华，亦即汪华，是徽州汪姓祖神，也是贵州安...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汪公"活动的田野考察

黔中屯堡地区历史上曾有"抬汪公"的集体仪式,后因特殊历史原因中断.至20世纪80年代复兴,随着现代性诉求日益凸显,该集体仪式保有其族群发生学预设的特有精神信仰内涵,同时又为屯堡地区内外多元主体及其多重竞争驱动合力重塑.重新构建的"抬汪公"集体仪式无疑是屯堡文化当代传承和创造的具体实践,本文对作为仪式主体的人及其实践和文化体验,予以微观层面关注.     

论布依族地戏的独特价值

布依族地戏大部分明显受汉族屯堡地戏的影响,表演的剧目与屯堡人的剧目相同;但一些戏班也传演与屯堡汉族地戏班不同的剧目.来源于汉族屯堡人的地戏及其剧目,已融入了布依族的民俗生活,并成为布依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传于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蓬莱村的布依族地戏,其表现形态与安顺屯堡地戏有很大差异:主要表演祭祀性歌舞.总之,布依族对地戏的发展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布依族地戏的独特价值,逐步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同.     

旅游背景下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贵州安顺屯堡是明朝洪武年间为平定西南,朝廷派驻军队而形成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对隔离的区域。本文从社会历史背景与实地调查现状分析屯堡的族群以及族群意识的变迁。由于历史社会原因屯堡族群意识从强化到弱化,在旅游开发中,随着屯堡文化成为发展旅游的支柱产业,从旅游开发中看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族群认同重新被建构起来,族群意识重拾并被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的变迁,从对立到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当前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也逐渐走向和谐。     

屯堡山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

本文用文献法和调查法对屯堡山歌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研究认为屯堡山歌的源头是江南民歌,同时屯堡山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原住民族民歌的影响,并在社会发展中得到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屯堡山歌文化是其社会文化整体的一个面相,充分表现了屯堡人的族群身份认同文化、族群人社会化文化、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文化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屯堡人在孤岛中坚守的文化审美补偿,是屯堡族群理想主义的现实幻化和对社会生活不断适应的心理写照,也是屯堡人朴素感情的表现。     

地域文化资料的开发与地域经济发展的互动--以黔中安顺屯堡文化资料的开发为例

屯堡文化资料的开发间接地通过科研对安顺经济发展起到直接支持的作用.图书馆在为科研提供优质文化服务和文献支持的同时,还要从科研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反观他们需要一方面的信息保障,使地方文献、科研、旅游经济三者得到良性循环.     

表达与被表达的相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屯堡文化

作者根据自我优势和社会需要的可行性原则,选择安顺屯堡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与问题,是因屯堡文化及相应表达途径、研究方法更宜于作者实现个人创作价值与目的,而所有方法旨归于作者的自我追问。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屯堡文化承担起面向读者展示作者研究水准、学术志趣甚至精神思想的任务,与作者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反身性”关系。通过研究可知,“安顺”这一命名具有介入传统旨趣的复兴门径的作用;而“踩财门”等祭祀祈福仪式中戏剧人物身上发生的功能置换从而使其具有“元戏剧”特征,这打开了阐释屯堡文化的另一种路径;对屯堡文化生态意识在贵州乃至中华文化生态链条上漂积与演化的探索,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构成以及在新时代流变形态的寻求等,既展示出作者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作者知识体系的审察与修正。从方法论层面来探讨安顺屯堡文化的“元戏剧”“活态原典”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为多民族文化良性互动并达到更高层次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方案和路径。     

从居住格局看黔中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

从居住格局这一视角分析贵州省安顺地区＂屯堡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当代的演变情况。我们发现：今天在安顺屯堡地区,居住格局隔离程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依然很高,但并没有导致屯军后裔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的不融洽。居住格局的变迁,进一步促进了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屯堡地区各民族的和谐相处。     

在众神的目光下：浅论屯堡地区的宗教信仰

屯堡地区庙宇众多,各种神灵庇佑着屯堡人的精神世界。对于相对封闭而一元化的屯堡生活,宗教信仰让屯堡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营造了香火旺盛的世俗殿堂。屯堡人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高、比例大,在传统社会中基本是全民信仰,而且不是信仰单一宗教,是多元信仰和多神崇拜。     

安顺屯堡与蒙古屯军

在贵州安顺方圆近百里的范围内,聚居着数万与众不同的男女。他们服饰奇特,语言奇特,风习奇特,建筑奇特,其特擅经商的素质也令人惊叹。由于它们所住的地方不叫屯就叫堡,有人称他们为“屯堡人”;由于这些屯堡大都分布在安顺周围,便有了“安顺人”的称号;由于他们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明显区别,因而又被称为“老汉人”;他们的妇女即使在以三寸金莲为美的时代也保持天足,健步如飞,于是得了“大脚妹”的雅称。为了便于讨论问题,似有必要先确定称谓。我觉得“大脚妹”之名只说女而不及男,且不无歧视意味,自不宜使用。“老汉人”涵义模糊,缺乏根据。“安顺人”范围过于宽乏,囊括了安顺地区的各个民族。“屯堡人”也不确切,因屯堡之名,     

王昭君神化的民间特色

民间传说中的昭君与史书中的昭君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文人墨客笔下的昭君.从民间视野对昭君传说进行分析,认为在民间传说中,昭君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才成为当地劳动人民的保护神.昭君的神奇能力是昭君神化的主要体现,有些神奇能力是昭君自身具有的,有些则是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感动神灵而获得的.昭君的神化体现了劳动...     

文化的冲突与较量--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与天津民众之关系

妙峰山是北京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晚清时,天津民众大规模地到妙峰山进香,并把新创造的神灵"王三奶奶"送上山。京津两地民众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在妙峰山上进行的较量,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后,作为新兴文明代表的天津以财富向清王朝的挑战。     

持守与变迁——贵州安顺地区“屯堡人”文化及文化嬗变表征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所得,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点出发,试图对＂屯堡人＂的来源和形成、文化特征存续原因,社会结构,心理特征,经济生活以及现代旅游的切入所引发的文化嬗变作一些探讨。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屯堡人＂的文化表征及其现代变迁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屯堡人＂社会特点及其文化意蕴的理解。     

“人格神”与“神格人”的价值取向差异

与张扬个性的西方“人格神”传统不同的是,中华“神格人”传统崇尚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操和经世致用的献身精神,二者的差异根源于西方商业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的不同路径。     

地缘和血缘之间:祖神与“会馆”模式祠堂的建构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将祖先奉为神明或将神明认为祖先的宗教现象比较常见,本文称之为祖神、祖庙。另外,还有颇具特色的一类祖庙:会馆模式的祠堂。在明清传统中,同乡商旅建立会馆,主殿一般都供奉具有代表性的家乡神明,而四周则摆放同乡的牌位。祖庙的思维方式类似于会馆,主殿供奉祖神,而四周摆放牌位。这类宗教现象,反映出地方信仰组织构成在地缘与血缘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代黟县汪勃家族科举仕宦考论

徽州黟县汪勃家族,适应了有宋一代崇文抑武的时代特点,逐渐走上科举仕宦之途,并出现累世科第为官的盛况。其成功既源于徽州县学和书院的兴盛,也得益于殷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良好的家族教育环境。其家族在仕途上也颇有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芙蓉女儿诔》中“人神相恋”的悲剧意蕴

《红楼梦》中《芙蓉女儿诔》一文继承了楚辞《二湘》人神恋爱模式的祭歌传统,实现了由凡人相恋向人神之恋的转化,其人神相恋悲剧所表现的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悲剧,无论从模式结构还是从意蕴内涵上看,诔文都是对楚辞的拓展和超越。     

苏格拉底的新神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