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河南省L县为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经济精英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其社会网络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案例,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剖析这些经济精英返乡后的成功要素。研究表明,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行动受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交织影响。创业初期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行业选择、原始积累,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正式关系效用逐渐凸显,形成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品牌打造与技术革新,由依赖传统人情运营模式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这一过程系经济精英与在地化社会网络、政策的深度互动,实现企业和产业与当地实际的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可从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形成资本互构耦合效应出发,助力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浅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注重经营管理措施的创新,更应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消除经营管理的漏洞,成就企业的改革事业。内部控制问题,已经逐渐引起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企业内部控制活动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市场与企业的良性发展。本文以内部控制的理论为依据,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从而找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而得出推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应采取的措施。     

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论模拟法人制

在企业内部建立内部市场,将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延伸到企业内部,建立模拟法人制,是企业组织从被动接受外部市场的压力到主动调整内部组织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重要途径.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乡镇企业融资障碍与对策

结合我国乡镇企业融资的现状 ,对乡镇企业融资的障碍进行分析 ,认为改善乡镇企业外源融资环境 ,增强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和促进内源与外源的结合 ,从而改变资本市场结构 ,是不断消除乡镇企业融资障碍的有效途径     

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谈大学自律

大学自律的主体是大学，就像道德自律的主体是人一样。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角度探究大学自律，一方面大学在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自律使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即走出“象牙塔”又超越“象牙塔”，自律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着“为之服务”与“受制约”，让大学从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而达到引导与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在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自律来探求与遵循个人发展、成才的规律以及正确处理各育之间的关系，让大学实现“使人成人”的完美目标。而自律最终使大学做到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统一，使大学在不断自省吾身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整合式赋能:小农户有效对接电商市场的实践路径

小农户如何对接电商市场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对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田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小农户想要实现与电商市场的有效对接需要整合式赋能。小农户与电商市场的衔接过程中需要解决市场需求、流通链以及消费者信任等问题,这与小农户的生产能力、流通能力与销售能力相关联。而村社集体、村庄精英以及政府作为外部力量能够为小农户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支持以提升小农户的电商发展能力,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打造公共品牌,提升小农的销售能力;合作社通过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小农的流通能力;村社集体通过生产优化,提升小农的生产能力。因此,小农户发展电商的需求存在多维性,需要具备生产、流通与销售等多方面的能力,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协助。各方力量应通过整合式赋能从生产、流通以及销售等环节体系化地服务小农户,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电商市场的有效对接,也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创设实践路径。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