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

世入北魏,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历史性嬗变,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中正组织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弊端,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而且也将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纳入到中正制度的选举体制之中,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随着北魏选官制度的这一变化,也标志着北朝一系的九品中正制已初步形成,在九品中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郡国大中正考论

郡国大中正考论罗新本九品中正制是通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亦甚众。对于其组织结构，至今史学界几乎均有一共识，即：其时州设大中正，郡国设小中正。大中正（或州都）乃州中正，小中正即郡国中正（１）。然而，此“共识”有...     

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与这一时代相始终的九品中正制度不可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分阶段的历史考察。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一、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正式创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一朝遭到了大规模的抨击。当时许多人上疏指责中正制度,其中尤以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语最具代表性。涉及到九品中正制度的论文或专著,大都据此得出结论:当时世家大族垄断了上品。本文认为,这一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晋武帝时,段灼上表:“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和孝廉考试

推行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和孝廉考试,是一种承前启后、选拔实际使用人才的重要选举制度。它既是两汉选举制度的沿袭,又是隋唐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进士、明经两科的雏形,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拔人才中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这也说明九品中正制并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的选举制度。唐长孺师早在50年代给我们研究生讲课时,就已经指出:“秀才孝廉虽曾为士族所垄断,但自来须通过考试。”现就有关魏晋     

论南朝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在魏晋时代一直是重要的选官制度,进入南朝后,中正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表现在萧梁时期吏部铨选“皆须中正押上”的制度;中正品第与吏部授官必须一致的原则等。中正地位的进一步强化是适应门阀统治的现实需要。     

九品中正制的名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曾出现过世袭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选士制度，在这些选士制度中，唯有九品中正制拥有诸多的异称，例如：九品官人制、九品、九品之制、九品中正官人法、中正制、九品及中正等，迄今未有统一、规范，为学界共同认可的名称。在这些名称中，哪个最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这一制度应以何命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为九品中正制，一是认为应为九品官人制。前者可参见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后者可参见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两文对各自的观点做了较为完备与深入的阐述。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九品中正制再探

本文从所得州、郡、县中正官实例 ,分析认为 ,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之设置似应为州有中正、大中正 ;郡、国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 ;县、邑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梁初仍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与坞堡的存在有关。     

试论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及其作用

西晋时期 ,随着门阀势力的兴起 ,九品中正制的种种弊端已暴露无遗。诸如选举专重门第 ,不重才能 ;中正徇私舞弊 ,趋炎附势 ,贪图贿赂 ,定品不实 ,以致中正权力极度膨胀 ,威福自专 ,使得选举腐败 ,世风颓毁。尤其是当门阀制度确立之后 ,九品中正制亦蒙上一层浓厚的门阀色彩 ,并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两大特征 ,从而成为巩固门阀政治和士族世袭特权的重要工具。     

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

三国时期,建国于江左的东吴政权曾经仿效魏制,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东吴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组织设置、中正职权及其选任方面均是因袭魏制,但在某些地方也略有变异.东吴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既和魏、吴两个分立的政权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条件有关,同时也是东吴政权在实现其全面江东化过程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东吴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不仅确保了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仕宦特权,而且也兼顾到淮泗集团和流寓大族的利益,从而对巩固东吴政权及其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鲜卑习惯法与北魏法制的二元特色

北魏法制在中国封建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鲜卑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用批判的眼光借鉴吸收汉族封建法制经验,有条件地保留、引述鲜卑的民族习惯法,创造性地融会成北魏法律制度.因此,北魏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北魏中期贪污之风盛行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中期,贵族官吏群体中贪污之风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北魏从游牧部落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许多旧有的历史传统被保留下来,对于公私财产观的概念模糊,成为北魏中期官员贪污普遍化的历史因素,并与俸禄制度和礼法工具的缺失共同构成贪风盛行的内在原因。而贵族官员阶层严重的贪污现象,在客观上坚定了北魏孝文帝实施变法的决心,促进了北魏的法制化进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北魏政权的崩溃灭亡。     

献文帝拓跋弘与北魏封建化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封建化进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其执政年间 ,在以往道武、太武诸朝的基础上 ,励精图治 ,整顿内政 ,增强国力 ,四出征讨 ,致力统一 ,保卫了北魏封建化的既有成果 ,并推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为孝文帝改革和北魏封建化进程的最终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道武帝早年踪迹考

《魏书》对什翼犍的死期、死地与北魏道武帝建国前踪迹的记载上,其可信性不能不受到怀疑。细究南北朝史籍的相关记载,看似存在矛盾,但能发现巧合之处,而且南朝史籍能够补充北朝史籍缺少的部分内容。据此可推知：拓跋代国灭亡之后到道武帝九年（386年）回独孤部为止,道武帝并没有生活在代国旧地。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简论北魏皇室“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

文章叙述了北魏时期的皇"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制度的来龙去脉,着重论述了这一制度对北魏政治产生的影响.     

北朝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

北魏时期,因为军事需要,各地建立了乡兵组织。但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乡兵组织逐渐分化,北周在乡兵基础上建立了府兵制,北齐乡兵没有转化为政府军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北方种植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扩大的冬小麦种植到了北朝时在一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使农民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改变,也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兴起就是其中的反映。在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变化、战乱及关中地区降水量减少,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民闲暇时间增多,亦兵亦农的府兵制逐渐形成。而在关东地区,由于还普遍存在小麦的种植,这一地区的兵制没有发生变化。府兵制的出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