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岩建立“人间天国”的社会福音思想

20世纪上半叶,社会福音对中国基督教会影响很大,对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青年会系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显著.《田家半月报》总编辑张雪岩明确表达了教会要在现实社会建立天国的社会福音思想.他的社会福音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1.以文字为宣传社会福音的手段；2.以乡村为推行社会福音的实践基地；3.以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为促进社会福音的当务之急.对张雪岩社会福音思想的剖析,对于中国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思想史研究,以及促进当前宗教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基督教人士的思想改造与“控诉运动”——以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为例

［摘要］解放初期政制转型的格局、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都要求基督教对其既有工作作出调整，而新颁布的国家宗教政策又直接涉及到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活动。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必须加强学习改造。除要求各服务区组织员工开会检讨工作、拟定《爱国公约》外，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还积极开展“控诉运动”，力求自养。     

试论广东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

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是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中国基督教的正确选择。广东基督教的传入时间最早 ,教派众多 ,又处于先进思潮不断萌发的地区 ,外界对其自立与本色化的要求也更加强烈。广东基督徒的民族意识、自立意识强 ,在上世纪 2 0年代开始的本色化运动之前 ,广东就已有了不少华人自立教会。在 2 0年代的反教风潮中 ,广东基督教界进行了护教意义上的积极回应 ,并自我反省 ,开始了本色化运动。广东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的成立 ,它为广东基督教的本色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教会的本色化进程。文章试图通过对广东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全过程的考察 ,说明这一运动是广东基督教界爱国爱教的具体体现 ,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进一步深入     

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及基督教徒的特点

本文以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在调查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基本情况后,重点分析牛津华人基督教徒及教会的特点.     

现代化中的神学处境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会将如何对其传统信仰进行现代诠释，进而构筑起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转的神学框架，这是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基督教信仰中有若干积极因素，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之必须加以肯定，以便指导成千上万信教群众投身现实。基督教伦理道德不仅可以为基督徒，还可以为全社会的道德完善作出贡献。     

清末民初中国东北的基督教神学教育

清末民初,基督教会为了推进在中国东北的传教事业,兴办神学教育,这些活动在促进基督教在东北传播的同时,也为教会的自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基督敏新教江西美以美会研究

作为内陆省份江西的近代基督教新教活动往往被各种基督教研究的专著所忽略.基督教新教的江西美以美会晚清传入江西后,发展迅速,1913年成立了江西美以美会布道年议会,1917年,布道年议会升级为年议会,辖区也不断扩大.江西美以美会采取了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策略,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这些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江西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缸瓦市教堂与老舍先生

缸瓦市教堂是1863年由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办的。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从南到北的中国基督教信徒们掀起了“教会自立运动”。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与缸瓦市基督教堂的中国牧师宝乐山一起在北京地区首先发起了一场“教会自立运动”,从英国伦敦会手中夺回了缸瓦市教堂和教会的管理权,在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教堂谱写了一曲鲜为人知的爱国乐章。      

吴耀宗:从“唯爱”到“午夜钟”

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界的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倡导者。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勇敢的战士，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吴耀宗舍业以身事教，募款赈灾。在战火之中，“唯爱”的声音愈发显得单薄。终于，吴耀宗辞去了唯爱社主席之职吴耀宗并非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家中也无一人信基督教，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他原来对基督教并不了解，甚至认为洋人所传的基督教是迷信。但是1911年夏参加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夏令会以后，却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以后便经常参加青年会的活动。1913年临…     

非基督教运动述评

(一)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基督教会势力也得到飞速发展。据一九二三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一百二十六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的旗帜”。二十年代初,基督教(包括新旧教)在中国的信徒总数达到二百多万。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更是取得惊人的发展。一八八九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为16,838人,一九二○年则为245,049人,三十年中学生数     

清末民初云南回族社会对基督教传播的认知与回应——马联元《辨理明证语录》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基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教活动的成功，基督教传教士将福音的传教对象指向了云南回族。当时的云南回族曾积极地回应了基督教传教士，其中著名经师马联元的回应之作《辨理明证语录》较为典型。《辨理明证语录》一书影响了云南和全国的回族社会，也影响了基督教传教士。     

民国时期东北教会教育权回收始末——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东北地区兴学传教,侵犯教育主权。东北当局从民国初年即逐渐采取措施,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管理,于20世纪20年代初步完成了对教会教育权的回收。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学科设置演变考察——以华中大学为个案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学科设置有一个演变过程。本文以华中大学为考察个案,探寻其各个时期的学科设置情况,并从中分析华中大学学科设置的特点以及所映照的教育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最初为教会服务,到逐渐把自身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等责任的历史过程。     

近代汕头基督教会女校研究——以淑德女校为例

采用口述研究方法,以汕头淑德女校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例,分析近代汕头基督教会女校的特点,讨论在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事件上,位于政治边缘地区的汕头基督教会女校学生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不同回应及其历史意义。     

仪式的交融与亚文化团体的存续

中国人向来重视婚礼与丧礼,并有在婚礼与丧礼上使用音乐的悠久历史传统。豫剧原名河南梆子,因为河南省简称豫。1949年后,河南梆子被定名为豫剧。在河南省,豫剧是雅俗共赏的艺术,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婚丧庆典。基督教一向重视唱诗,看重用诗歌赞美上帝。鉴于此,基督教与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代交融的产物——唱豫剧参与乡村基督徒婚丧礼仪的基督教会唱诗班得以产生。唱诗可以被归类为礼仪;中国人的婚丧仪式属于重大的礼仪。然而,乡村基督教的这种婚丧礼仪是一种排他性的融合,它揭示了基督教对中国传统礼仪,乃至隐藏在中国传统礼仪之后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排斥与挑战。因此,探讨基督教团体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存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民国早期女性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与文化精神——以中华国内布道会在云南的活动为例

对于民国早期的教会人士而言,云南是一种地理和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双重边荒。中华国内布道会的宣教工作发轫于云南,后来扩展到内蒙古、黑龙江等边疆省份,其中女性基督徒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传递了强烈的妇女意识、基督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在信仰的支持下,这些女性基督徒产生了边疆布道的强烈愿望,选择认同并自觉诠释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在广阔的舞台上从事着服务基督同时也是服务社会的各种活动。     

晚清柏塘教案始末

柏塘教案是19世纪下半期在广东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民教冲突事件,其爆发的原因是广东人民反洋教情绪的高涨和伸德辉神父的骄横跋扈。清政府在柏塘教案处理过程中,对内残酷打压,对外奴颜婢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政治传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保护了教徒,但也纵容无赖教徒,使教会的形象受到很坏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的政策分析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边区政府处理好与西方教会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边区境内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以后逐步走上“三自”爱国道路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并成为解放后我国宗教政策的蓝本。     

清代前期的外交机构与外事管理

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沿袭前代旧制,将礼部作为外事主管机构,而且在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外交事务等同于朝贡事务。清初,外事管理分隶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和翰林院所属四译馆。这一管理体制至乾隆年间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将会同馆、四译馆合并,隶属礼部;二是主客司的一部分职权转归内务府。除此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皆有官衙参与外事管理。直至近世,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和朝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传统的外事管理体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