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语说》钩沉

苏轼有三部学术专著,即《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易传》、《书传》流传至今,《论语说》却亡佚了。 《论语说》作于谪居黄州之时。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於《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东坡集》卷二十九)书作于元丰五年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观念,更洋溢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使其《人间词话》在成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同时,也一直经受着不少非议与批评。王国维的词学与创作之间相当一致,只是主张以“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来创作“学人之词”,并要求以人生的普泛性哲思来代替“学”之内涵而已。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渊源甚早,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王国维对传统范畴的创造性理论激活与现代性体系建构。王国维的词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词学建构的经典意义和卓越地位。20世纪词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内外之分,但在王国维之时,这种内外相对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实际上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外的双重身份。王国维在文学思想上对胡适多有启迪,但他只可能是相关理论的奠基者,而胡适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合适人选。只有厘清并合理地解决以上五大关系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契入对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并科学评判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推动王国维词学研究整体而有序地进行。     

气：中国美学审美域构成中的活力基元

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是宇宙的原初实有,是最高的本体,“道”即混沌之“气”,宇宙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化合;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中间环节,“气”生于“道”或“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或元素。审美创作活动中心物的感应、情景的交融离不开“气”与“气化”作用。由此,中国美学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激发了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也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引起审美创作。“物动心感”,引起创作者内心感动与审美域构成的原初动力是“气”。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神。词在开创之初,本和诗同宗,区别不大。后来逐渐形成了婉约的风格,以致产生了“词别是一家”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老庄自然审美人格

在老庄道家思想体系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义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自己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宇宙世界的根本规律,更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在老庄道家人生哲学和美学中,“道法自然”落实为“人法自然”,就是人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和人自己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造就一种自然审美人格。这种自然审美人格,从消极方面言,是“莫之命”,“不敢为”,“莫之为”;从积极方面言,是“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常因自然”,“顺物自然”。这样一种非同凡响的自然审美人格,其立足点,不在现实社会,而在幻想的“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     

张家山汉简《脉书》考释四则

运用出土和传世医学文献对比的方法考释部分张家山汉简《脉书》,可知钜阳之脉“项痛灊强”中“灊”通“渐”,意义为颈项疼痛而僵直;太阴之脉“者卧”为“嗜卧”,而马王堆帛书和《黄帝内经》作“不能卧”,这均是正确可靠的,不必改“嗜卧”为“不能卧”;厥阴之脉“扁山”为“偏坠”和“疝病”两种病症,简文并不遗漏一病;少阴之脉“産肉”意义是“长肉”不是“生肉”。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关键词：     

超然心态与苏轼黄州文学创作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始终能保持一种超然物外、旷达乐观的心境。苏轼在密州时期就已显示出安往而不适的乐观精神,但超然心态的最终形成还是在被贬黄州之后。超然心态,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从现实生活的细节中感受超越性的意义,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生活的过程中。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到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使他的精神体现出无穷的人格魅力,使他的作品展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周易》在苏轼治学中的地位

苏轼自小就开始在其父亲苏洵的指导下研读《周易》,中年被贬黄州时开始撰著《东坡易传》,晚年被贬海南时继续对《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进行修订,最终定稿。在苏轼看来,《周易》是古圣先贤们曲尽人情世态后总结出的一部指导人类成就盛德大业的教科书。苏轼在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人生态度等时常以易理为理论根据,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增强说服力。苏轼是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标撰写《东坡易传》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撰写了《东坡易传》等学术著作。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思想的变化

谪居黄州期间 ,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和接受表现为道德自律 ,走向实践 ;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根据自己的需要 ,遵循实用的原则 ,把它应用于生存层面。宋代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和贬谪人生的结合是其变化的依据     

苏轼黄州劳动生活诗的文化意义

苏轼在黄州的劳动生活诗有陶渊明田园之风，这些诗一方面展现了苏轼乐观旷达之外的另一个生活侧面，同时也蕴涵着苏轼对现实苦难生活的哲理思考。在黄州生活期间，苏轼融会禅宗精神，亲自开荒东坡，积极调适心态，将朴实的生活用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具生活气息。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贫穷不丧其志，罹难而不失其节的精神尤为可贵。在这些诗中，不同地域的文化、民俗错杂其间，其历史、文化底蕴大大增强，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有着独特的意义。     

苏轼的名胜词

《东坡乐府》中有“名胜词”40余首,涉及的名胜景点近30处,且多集中在浙江杭州、湖北黄州两地。本文以苏轼杭州和黄州名胜词以及相关的名胜景点为对象,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说明苏轼词在词史发展中的意义及其词体革新的成就。     

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

2001年9月15日(农历7月28日)是苏轼逝世900周年纪念日.苏轼生前已成为同时代人的研究对象,900多年来研究苏轼的文字更是汗牛充栋,并且至迟从南宋起就有"苏学"之称.因此,有必要对历代"苏学"作一回顾,即从苏轼生平、苏集整理、苏轼的分科分类研究以及历代对"苏轼研究"的研究等,作一回溯,以兹纪念.     

略论苏轼的强兵思想(下)

综观苏轼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从出仕伊始,终其整个政治生涯,一直关心着、细审着北宋王朝军政和防卫的问题与需要,形成了一整套合理、实用而又独具特性的强兵思想,包括强兵的宗旨、强兵的要术和制敌的方略。他积极争取强兵思想的实施,以之批评时政,更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实践:惩治腐败,整顿军纪,练习技艺,整军效果达“诸郡之冠”。     

苏轼前后贬谪思想之异同

苏轼一生遭遇过两次重大挫折 ,中年时被贬黄州 ,晚年时又被贬至惠州、儋州。他一生都在追求儒家济世救民的理想 ,因客观现实的沉重打击 ,在黄州时他对于仕途感到过失意 ,但他并未绝望 ,仍想东山再起 ,佛老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用于排遣苦闷和进行自我安慰的有力工具。来到海南后 ,他则绝意仕途 ,转而效慕陶渊明 ,而这时佛老思想只是他追求生活本真状态的一种补充。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