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改革的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

本轮司法改革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设定,推行以去地方化为目标的省级统管,但是在目标与举措之间存在错位,省级统管可能会强化省级层面的地方化和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化。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定位有待商榷,司法权天生具有地方性,司法的地方化分为正常的地方化与被行政化异化的地方化,司法改革应去除的是被异化的地方化,正常的地方化应予保留。司法的地方化与行政化之间相互影响,司法改革既要去地方化,也要去行政化,但是在程度上应有所区别,去行政化要彻底,去地方化要适度。全面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可以实现彻底的去行政化与适度的去地方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视域下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研究

通过司法体制主体工程之省级统管改革,法院司法资源的外部配置由同级政权上收至省级,这为我国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改革奠定了重要的主体框架基础,即中央和省级共治的管理体制。但是,目前司法资源在具体配置方面仅实现了“集”, “约”还存在明显不足。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促进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集约化改革,实现现代法院组织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改革目标。在具体路径上,现代法院管理理念应该促进法院内设机构的全面革新,推动法院与人大等部门外部新型关系的构建,完善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制度：法院“职业经理人”制度、法院经费透明管理制度、建立法院行政事务标准化指南、法院信息化建设等。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全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高端论坛综述

重新审视司法改革的意义、定性、理念、目标、逻辑起点、理论支点是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为了应对司法改革在实践上面临的挑战,应着力解决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职权配置不当化、公信力弱化、职业标准异质化这五大问题。同时,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司法权力的内部构造及其实践运行。     

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就我国目前而言,司法改革,除了内在体制、理念的变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的各种符号性变化。“法官职业化”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构造上的“非地方化”和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一起构成了目前和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程序是司法之特殊所在,故司法程序改革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问题。司法改革的理想是实现现代司法理念引领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     

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与救济

区域海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正被来自陆源排放、船舶溢油、海洋工程等多层面的污染影响,区域海洋环境治理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该现实特性问题可以通过区域内外治理主体的协同得到有效解决。在近年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类事件和冲突中,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司法救济是实现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对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域跨区域环境治理现状的检视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着立法规范欠缺、制度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要通过完善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诉讼制度、构建司法多领域衔接机制等方式,构建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司法协同和救济体系,推动我国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效能提升。     

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司法权和司法机构是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司法体系,提升国家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水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法院通过实施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升了国家司法能力。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挑战、新课题,指明了新的方向。     

司法改革转型期的失序困境及其克服——以司法员额制和司法责任制为考察对象

司法改革转型期作为制度变革的过渡时期存在着一种失序的危险。这种潜在的危险受到司法改革的时间与空间、日渐发达的法律服务市场以及司法改革的行政化推进方式等三个宏观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转型期的失序困境主要源自于传统司法秩序中五对基本关系的失衡,其中包括人员数量与办案量、办案人员所承担的权责与待遇、入额人员与司法辅助人员、权力下放与权力控制以及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之间的关系。为了平稳渡过司法改革转型期,需要从时间安排、吸收民意和各界意见、统一规划司法改革推进节奏以及协调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进一步改善。     

“国家试错论”在司法改革试点路径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逻辑

我国司法改革试点路径的主导性力量总体上经历了地方—两高—国家的阶段性位移,以国家为主导的试错式改革是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总体治理格局。司法权国家化改革在治理效度的比较优势及我国渐进政治的制度安排,共同形塑了国家试错论改革观,具体表现为:法治秩序强调国家建构主义;制度体系强调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改革共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改革目的强调实施并服务于国家政策;改革组织强调中心之下的多元协调。"国家试错论"在司法试点改革中的具体行动是以治理系统自身的结构优化为旨归,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外在战略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内在制度为依托的"元治理"改革,借助小组机制、传导机制、示范机制等活化"元治理"的体系功能。虽然国家主导的试错式改革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改革的优势话语和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但极易衍生"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进而压缩地方建构与社会成长的可能性空间。为此,应从关系建构与制度建构两方面重塑司法试点改革中的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场域建构。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支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中,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指引与法治保障,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我国从1997年即提出司法改革,十几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不可谓没有,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不可谓不多,司法体制改革的追求不可谓不强.在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活动中,既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或者由有关部门、系统自我设计的尝试,又有中央有组织渐次展开的顶层设计.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司法体制改革,收效皆不显著,甚至招致“狼来了”的社会评价.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找准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没有找到“撬动”司法体制改革“顽石”的支点,同时,司法体制改革当权者的决心不够、立场不坚,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决策者本身就是既有体制的获益者.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司法改革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去司法行政化和去司法地方化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核心支点,当权者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果敢,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层层推进,方能突破长期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之瓶颈.     

WTO中的司法规则与我国司法改革

对照WTO中与司法有关的规则 ,我国司法制度在司法独立、法制统一、立法和司法的透明度、司法审查、司法人员的素质等方面尚存在明显差距。今后一段时期内 ,我国司法改革应从保障司法独立 ,加快法律的立、改、废 ,完善公开机制 ,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 ,推进法学教育及法官遴选制度改革等方面逐步、稳妥地推进     

刑事错案治理中司法正义的理性回归

冤错案件阻挠了刑事审判对正义目标的实现，是司法运行中偏离正义产生的消极后果。文章通过解读司法正义的偏离与回归，揭示出囿于诉讼认识和证据裁判的局限性，实体正义的落空在任何诉讼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而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则可通过制度完善的方式予以消解。在现代刑事诉讼两种典型构造中，美国刑事诉讼制度因正当程序高度发达而被看作是对抗式诉讼制度之经典范式，但依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探求美国刑事诉讼为治理错案作出的制度努力，能为我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启示。对于已然发生的错案，应依靠制度化的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完备的错案发现与纠正机制，成规模、有组织、呈体系地救济被错判者；同时，还要坚持“动态平衡”的刑事诉讼观，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均衡的理念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防范未然出现的冤假错案。     

数字正义的时代挑战与司法保障

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是司法系统的时代命题。数字正义的内涵在变革中日趋丰富,体现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技术变革是数字时代数字正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基础,也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机制。然而,数字技术具有效率导向的内生特点,易与实现数字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字正义的实现要求在享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又不减损司法精神价值。数字正义实现的基本思路,是在有效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在司法过程的每个环节、司法体系建设的每项制度中落实,以实现司法能力的提高;数字正义的实现还需认知协同、资源协同与制度协同;数字正义实现有赖于司法保障制度,应以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司法公开、多元主体共治构建司法模式,以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提高司法能动作用作为司法供给建设目标。     

冲破冤错案积弊的藩篱——由刑事冤错案件引发的思考

冤错案件的频发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司法公信力,同时暴露出诸多方面的原因。人权观念淡薄、留有余地的审判方式以及诸多不合理的审理制度深入的积弊难返都难逃其咎。为冲破这一系列"藩篱"的禁锢,还原司法的公平正义"脸谱",则需要立足于原因——对策分析路径,从观念改革、实践变革到制度勾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解答,如此方能有效遏制刑事冤错案件的发生。     

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司法模式——基于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改革思路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命题,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基础.中国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政治体制层面,着眼于改进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政党与司法的结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司法相对独立的目标,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司法多元化模式、司法相对独立的内涵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特征,赋予政治与司法关系以宪政意义,从政治的全局与宪政的高度审视、构想和推进司法改革.     

“人民司法”与当代中国司法理念现代化

人民司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厘清人民司法的理念和实践可提升人们对当代中国司法的理解。在梳理＂人民司法＂生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从权力的来源、目标和路径三个方面界定＂人民司法＂的概念。通过人民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现代司法文化的关系来论证人民司法理念支撑当代中国司法理念和制度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论公正廉洁司法实现的制度保障

公正廉洁司法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传统司法中的工具主义和文本主义遮蔽了司法与制度、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从制度构建、政策制定和实践运行三个层面透视,并将公正廉洁司法与公平正义、民众认同、司法为民这三大导向性的价值目标相结合,公正廉洁司法的实现就会呈现出一条清晰路径：以制度创新为前提,重视政策制定,并将二者纳入实施机制之中,经由此三个维度各有侧重、互有指涉的制度保障,公正廉洁司法就一定能实现。     

中国司法职业道德建设的人性考察——以制度和道德的辩证关系为视角

法治是中国既定的治国基本方略,是中国近百年来顺应世界潮流、向更高社会形态迈进的一种政治选择。长期以来,对于法治进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学界习惯将其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制度,忽视了根源于人性的制度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高度物质化和商品化价值观的冲击下,法治表现出制度和道德之间关系不平衡的状况,凸显了以公正为底线的现代道德基础的孱弱性。继而,作为制度和道德在司法职业语境下的具体化,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就是建立保障司法机关依法履职的制度体系,然而也表现出司法制度和司法职业道德之间关系的殊离。司法存在制度体系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的问题,两者不可偏废。司法职业道德能够弥补司法制度的不足,指导、评价和规制司法行为。基于此,应当不要过度倚重制度,在坚持司法制度和司法职业道德并重的前提下,司法职业道德建设有望通过促成司法公正而成为司法改革和法治方略的先导工程。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的成因、表现及治理对策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在我国许多地区普遍存在,个别地区还相当严重。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对我国司法统一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的破坏,损害了法制的尊严和权威。本文从司法权地方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危害,并提出了相应治理对策。     

司法观念的转变——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首要课题

现阶段,推进司法改革已成为司法理论界和诉讼实务界正在共同实施的一项长期工程,但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约束,司法改革在现阶段面临着许多阻碍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障碍,为了使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应着力解构传统诉讼理念,摒弃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观念,重树"程序正义"理念的观点,为司法改革寻求现代化司法理念的正确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