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

一、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杨恽为传播太史公书之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逐宣布焉。”又汉书卷六十六杨敞附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太史公自序说,当时有两本,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一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认为<东嘉先哲录>的作者为王佐.经过凭籍<四库全书总目>和<续文献通考>的考证,<明史*艺文志>记载有误,<东嘉先哲录>一书的作者应为王朝佐.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以下简称<元龟>和<通鉴>),是北宋时期官修的两部重要典籍,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二书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文化昌明的北宋时期,统治阶级重视文化德治;二书以史为鉴的编撰目的相同,最初的官方定名皆是<历代君臣事迹>;二书的编撰方式与著书体例不同,在史料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通鉴>虽然篇幅不及<元龟>,但取材范围却更广泛.     

《毛诗诂训传》中的语法分析方法

从现代语法学角度出发,归纳概括了<毛诗诂训传>这部训诂学著作中的六种语法分析方法,指出将<诗经>原文同<毛传>传文相比较,可以看出部分语法现象从先秦到西汉的历时变化和发展趋势.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读《史记&#183;酷吏列传》

许多<史记>研究者和研究资料都认为<酷吏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强烈的人民性和讽刺批判精神,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正如现有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酷吏列传>不能单纯或孤立地来认识,而是要将其放在当时的汉代社会大背景下,并将之与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酷吏,司马迁表现出一种复杂态度.一篇<酷吏列传>,一篇<循吏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司马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反差.     

苏轼《东坡书传》叙录

<东坡书传>是宋代少有的几部优秀<书>学著作之一,朱熹、蔡沈等人都很重视,可历来却缺乏研究.本文对<东坡书传>的成书过程、著录与流传、现存重要版本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述.     

"颖井《兰亭序》、《黄庭经》刻石"及拓本考

晋代王羲之撰文并书写的<兰亭序>、<黄庭经>真迹早佚,后世所传皆乃当时摹拓各种副本.其中<兰亭序>除<定武刻本>为最早外,唐摹系列推<褚遂良临本>为第二,然<褚本>中又以<颖井思古斋本>为最佳.或云<颖本>乃宋米芾临褚翻刻,历代争议颇多."颖井<兰亭序>、<黄庭经>刻石"系唐褚临本,于万历年间出于古井,后虽毁于兵燹,但尚有残块存世,辗转千年流传,现归藏安徽省博物馆.校之新旧拓片数种,可见该石之沧桑变化.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史记》的结构形态与撰述者意识

《史记》在结构上发凡起例,以史家的深厚智慧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语言生命体,并凸显了位置因素的功能性意义。"互见法"实现了彰显与隐讳的变奏,达到了褒美和实录的双重目的。"太史公曰"反映了正统意识形态与个人话语之间的纠结,体现了撰述者意识的自觉与史官传统的退色。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