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90年代以来中国夫妇年龄差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夫妇年龄差的研究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来源多样化,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关于年龄差的变化方向也没有形成定论。为此,本文利用我国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年龄差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同龄婚配的特点非常稳定,其比例维持在16％～17％之间。中国夫妇年龄差模式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0年中国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这种＂男高女低＂婚姻明显下降,而＂女高男低＂婚姻明显升高,扣除同龄婚后二者平分秋色。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     

婚配结构对夫妻婚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夫妻年龄、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年龄、 学历、 家庭背景三种婚姻匹配模式对我国居民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模式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这种梯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2)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三种婚配模式中,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学历差异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而家庭背景差异仅对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有影响;(3)家庭背景方面,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其生活幸福感会明显提升,但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对城市女性而言,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她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

婚姻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选择和匹配过程。文章基于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对夫妇双方在年龄、城乡户籍、地区户籍、学历、婚次、民族和职业等方面的匹配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印证了婚配过程中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的存在。从时序上看,夫妇双方的年龄日益趋近,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跨地域通婚的增加,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的婚配走向,使婚配更具开放性;但夫妇学历的日趋般配和跨城乡通婚的减少,也显现出婚姻匹配走向封闭的特征。基于社会交换心理所形成的男女双方不同特征属性之间的优劣互补,使婚姻梯度所造成的夫妇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而形成同类婚配、且丈夫的综合条件略高于妻子的总体婚配特征。在大城市中,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往往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婚配压力。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

门当户对一直是人们缔结婚姻时遵循的隐形规则，是稳定婚姻的基础之一，其实质是一种阶层内婚姻，所体现的是阶层问的封闭性特征。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判定社会地位的标准从政治中轴向经济收入中轴的转变．使在原分层体系下门当户对的婚姻变得“门不当户不对”．因而也使原本稳定的婚姻基础变得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危机，而在此背景下的离婚率上升，又再次印证了“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从再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看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以北京为例

随着我国婚姻解体数量的增多，再婚也日益普遍。基于北京市人日抽样调查数据和婚姻登记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北京近年来失婚女性的再婚率只有男性的40％左右。通过对再婚人口的婚次、年龄、教育程度和户籍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匹配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在再婚过程中相对男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则是造成城市女性再婚困境的主要原因。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互联网使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或接触更多有能力和有魅力的人，这可能会提高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水平，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降低。那么，互联网使用与婚姻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何种联系？真的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吗？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提高婚姻满意度。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异地夫妻之间的沟通频率；同时，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一方面，更频繁的沟通和良好情绪会提高婚姻的结果值，另一方面，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了大量关于其他人婚姻状态的负面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使婚姻的结果值大于期望值，婚姻满意度上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更多体现在农村、男性以及低龄等群体中。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夫妻两地分居的状况，男性更缺乏表达性，低龄夫妻间更具有激情。而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能够增进夫妻间的沟通，增强男性的表达性，同时也能够满足低龄夫妻对爱情的急迫感。在互联网使用内容方面，除与陌...     

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兼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文章基于中国台湾1970 ～2014年的人口数据,运用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法,测算台湾地区婚姻挤压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70 ～2014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MR值逐年增大,同时,理论男婴富余比呈小幅度上升的走势,表明未来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也呈上升趋势.中国台湾与大陆的比较分析表明,1987～2013年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小于大陆值,但婚配性别比MR值高于大陆值.文章利用台湾地区和大陆历年的出生性别比,检验宏观人口因素对未来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影响,发现婚姻匹配是个体主观偏好和客观婚姻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婚姻挤压的前置因素,个体的家庭与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工作情况等社会资本才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对1975年(含1975年)之后结婚的18~59周岁分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和教育匹配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依然以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为主流形态,主要介于丈夫小妻子1岁到丈夫大妻子4岁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看,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平均婚龄差(绝对值)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找年龄相同或相近的配偶。在初婚夫妇教育匹配上,同质婚和异质婚中的"男高女低"仍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教育匹配的同质婚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对等;由于教育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上升、性别平等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两性教育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初婚夫妇教育匹配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则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趋近的配偶,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配偶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获得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都不均衡,一些地区尚存在性别差异,而同质婚的增加和异质婚"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减少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难以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可能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青年婚配难是各种结构性因素与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姻梯次和年龄结构差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结构性因素，而个人条件、经济基础、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则是引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本文基于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实地调查，通过引入社会排斥理论，对农村青年婚配难现象的非结构性因素展开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身体排斥、身份排斥、经济排斥、观念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主要排斥机制。婚姻排斥作为一个集场景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分析性框架，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婚配难、婚姻市场失衡等问题的新的理论视角。农村青年要想顺利地进入婚姻市场，青年自身、基层组织和国家必须“力所能及”地克服和消除社会排斥机制。     

城市老年人口家庭经济流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采用“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数据，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婚姻差异。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人家庭经济流动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补贴、月平均收入和住院天数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有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学说

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流动人口根据外部环境和制度因素以及自己的经济、家庭因素等对自己未来养老预期达到满意程度的行为选择。基于2009年流入地数据,将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工作状况、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政策及融入感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工作状况是影响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论新时期中国涉外婚姻的特征与走向--以上海市为例

中国的涉外婚姻起步晚,发展快,经济开放使上海市成为中国涉外婚姻发展最快的地区。在上海市的涉外婚姻中,外国男性娶上海市女性的“顺势组合”占绝对优势,婚姻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离婚者参与涉外婚姻的情形比较普遍,显示了这类人群婚姻观念的开放性;平均结婚年龄高,外嫁婚姻的夫妻年龄差距过大;涉外婚姻的受教育程度高,属于文化优势阶层。涉外婚姻存在商业化倾向,感情基础相对单薄。涉外婚姻的过快增长宏观上也造成上海本地婚配人群的素质错位。涉外婚姻的未来目标是平衡、平等的国际家庭。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摇摆的家庭：农村“新逃婚”的呈现及其产生机制——基于对赣南H乡新逃婚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新逃婚”的出现给农村的婚姻与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从相关案例分析发现,“新逃婚”现象主要出现在年轻夫妇、有婚生子女、跨省婚姻、男方家庭经济条件差和夫妇长期外出打工的家庭。“新逃婚”在打工潮的背景下表现的更加激烈,以打工过程中女性的婚外情为突出表现,并最终以女性的出走为结局。多数发生新逃婚的家庭男性都难以再婚,而女性则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传统道德、舆论与地方性规范的式微,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松散和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择偶观念的经济理性是导致“新逃婚”出现的主要机制。     

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其婚姻拥挤问题测度

本文利用五普数据,从人口数量匹配的角度,定量的分析和比较了同龄性别比,相对性别比和婚配性别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使得出生男婴和女婴的数量失衡,使未来的婚姻市场处于男性婚姻拥挤状态。当1980-2000年的出生队列步入婚姻市场时,男性“过剩”人口在2000万以上,占该时期出生男性的10%以上。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