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演进与系统耦合机制

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与预测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系统耦合机制进行分析得出: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十三五"末将持续提高,但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之间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差距趋于扩大,环鄱阳湖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水平仍将相对滞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四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生态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城乡经济协同,而城乡空间协同和城乡社会协同水平明显较低。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系统耦合程度不断提高,分为稳步提升、平稳发展和快速提高三个阶段。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教育与科技发展、城乡一体化制度改革、城乡产业融合与城镇化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演进的主要因素。     

基于熵权物元可拓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轨道交通应急能力评估

为了提高京津冀城市群轨道交通应急能力,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准备、预防、响应、恢复4个方面出发,考虑城市群应急能力对轨道交通应急能力产生的影响,构建京津冀城市群轨道交通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物元模型与可拓学理论相结合,引入熵权法,构建一个综合评价模型,以京津冀城市群轨道交通应急能力评价体系为对象,确定各指标权重以及评价等级,最终得出目标层的评价结果。结果表明：京津冀轨道交通应急能力较好,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京津冀轨道交通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城际差异分析

针对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依据环境承载力理论,围绕生态环境压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承载力3个维度,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定量分析模型与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区域生态安全空间分布格局及主要制约要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总体呈现三级分布态势,城际差异明显且稳定,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同化现象,区域生态安全提升潜力较大;河北省西北部与东南部生态安全态势构成鲜明对比,形成了发展与保护的博弈;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京津冀地区的体现;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红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构建京津冀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根本所在。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其提升是一个复杂的因果交互过程。选取中国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单元,在对三大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游客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效率对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组态效应与提升路径。结果表明：单一条件变量均不能构成城市群高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必要条件,承载力提升受多个因素的交互影响与联合作用。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共有游客与产业布局调控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型、资源要素整合优化型、旅游产业集聚促进型4条提升路径,长三角城市群共有区域经济发展驱动型、经济与生态效率协同型、旅游生态效率提升型、科技与环保资金扶持型4条提升路径,珠三角城市群则有游客密度与科技推进型1条提升路径。各城市群应因地制宜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组合提升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热点、趋势及前沿

本文以中国知网2009—2022年的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2126篇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利用NoteExpress和CiteSpaceV软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进行时间分布、研究力量、研究热点、趋势和前沿分析。结果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与政策保持着很高的协同度，研究力量存在着很强的地域性，多为京津冀地区的学者、高校和机构，作者之间已经形成多个较大的合作网络，但机构之间合作联系较少。学者们主要围绕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软环境资源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一核”“两翼”和冬奥会遗产七个方面的热点进行研究。主题演化主要分为起步、快速发展和沉淀三个阶段。近几年的研究前沿是时空分异、驱动因素、影响因素、区域协同和水资源研究。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展、效果与对策

通过系统梳理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进展状况,分析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效果不明显的原因,认为要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必须一方面形成“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保障协同保护的战略规划、目标任务、政策措施能够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形成“自下而上”的全民积极主动进行协同保护的参与机制。将两种机制路径紧密结合,有效解决内外部因素导致的协同保护效果不明显问题,合力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尽快改善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基于多维视角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我国重点规划的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主要目标和战略路径。目前,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世界上主要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可从多维视角,运用全局发展思维,从世界级城市带动、三大城市群分工协作、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四个维度探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路径,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灰色聚类分析的京津冀城市群层级划分研究

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而京津冀城市群的布局是影响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程和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为明确京津冀城市群的层级划分,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了城市群层级划分模型, 同时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设计, 分析得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四层级划分的空间结构体系. 为解决京津冀城市群层次划分不清晰、 功能定位混乱以及协同性差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新路径.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测度、聚类、演进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基于此,文章构建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数评价模型,对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进行测度,并对其进行系统聚类与演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足,虽然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相较于以往有所提升,但是仍然有较大的发展及优化空间。当前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主要分为5大类,呈现出“两超”“六强”“多发展”“普遍承载不足”的态势。除了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城市外,当前我国各区域中心城市总体承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区域间城市发展不平衡现像依然存在。     

基于DEA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动态效度评价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态效度,并分析导致三地协同度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效度并没有达到最优,但协同度总体效率越来越好;北京、天津的协同度大于河北;京津冀三地的投入要素使得产出最大化,但投入与产出比例没有达到最优。最后,依据京津冀协同效度和发展定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打造环渤海地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辐射和带动全国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价值以及当前京津冀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产业水平分工是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河北省优质要素持续流出和京津冀区域产业垂直分工格局是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两大困难。建议通过改革京津冀“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机制、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谋划建设若干高端产业发展载体和平台等措施推动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基于白沟大红门市场的调研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而作为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转移在京津冀地区之间日益频繁,随之产生的各类问题也越来越多。以大红门国际服装城从北京向白沟的产业转移为切入点,利用多种调查手段来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转移的现实情况。调查表明：产业转移的整体情况与预期仍有不少差距,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为此,将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并对其中有益的做法进行总结。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生态补偿核算与机制设计

生态共建共享是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内容,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尤为重要。在详尽分析京津冀生态共建共享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采用成本分析法、基于能源生态足迹的生态服务价值法,测算出京津在流域和大气方面对河北生态补偿的具体金额。结果表明,目前京津冀区域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有待改进。最后,分别从制定合理补偿标准、树立底线红线思维、引入排放权交易、建立区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联动机制以及引导公众参与等角度,给出京津冀生态共建共享市场机制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环境效率与影响因素

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写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主旨在于改善空气和水资源环境质量,提高环境效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环境支撑。采用线性函数转换方法,把环境污染物当成有害的产出加入到常规DEA模型中,计算出河北省11地市2001—2014年的环境效率值,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得出如下结论：（1）当前的环境质量无法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尤以保定、邢台和邯郸3市环境效率较低,资源投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低效率利用。（2）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环境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人口密度对环境效率具有负向作用。（3）京津冀治理区域性环境污染,需要三地共同努力,关键在于调整河北省“偏重”的产业结构和“偏煤”的能源结构,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研究

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由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企业发展指数等五大指数构成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得出一些基本判断,如从发展指数看,北京核心地位稳固,三地发展水平落差有缩小趋势,京津冀三地新旧驱动力处于“换挡期”;从协同指数看,北京外溢效应显著,三地互投活跃并向产业轴发展带集聚,产业协同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等。     

基于公路交通流的城市群关联网络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构建了基于公路交通流大数据的城市群关联网络分析方法,并应用于京津冀城市群分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实证分析上,基于河北地区公路收费数据建立了冀中南城市群OD矩阵,并结合城市GDP、人口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城市层面和收费站层面的交通流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冀中南城市群内部及其与京津和周边地区的交通流特征;进一步应用重力模型对城市群交通流进行模拟预测,深化了交通流大数据在城市群关联网络的模拟应用。研究发现,冀中南城市群的交通流分布呈现内外分化特征,内部以就近出行为主,对外交通则有明显的过境交通特征;城市群关联网络发展水平较低,一体化程度不高,石家庄的影响辐射范围有限,网络的核心与联系有待加强。建议加快建设京津冀交通大数据分析平台,在大数据开放共享与经济运行监测预警等国家大数据战略重点领域先行探索突破。     

京津冀化解产能过剩中企业劳资冲突的风险预警

根据“桑德沃理论模型”以及在调查和分析京津冀化解产能过剩中企业劳资冲突风险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了企业劳资冲突风险预警理论指标体系,在初选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粗糙集理论分析样本企业历史指标数据与劳资冲突事件发生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属性约简并确定每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再结合主观赋权,得到每个指标的综合权重,将最初的22个三级理论指标约简至15个操作指标体系。在收集了京津冀三地钢铁、水泥、电解铝3个产能过剩行业的有代表性的48家企业和246份员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基于主客观综合权重及数据的规范化处理结果,运用多属性决策方法对样本企业劳资冲突风险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量化预警。运用的组合赋权方式增强了量化预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预警结果表明：有一半的样本企业劳动关系存在一定风险,其中处于重警状态即处于危险区域的企业占17%,处于巨警状态即处于极危险区的企业占2%。警情较重、处于极危险区和危险区的企业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占50%;民营企业占30%;股份制企业占16%。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成因及对策

在概括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失衡以及较低的财税体制调控能力,是造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断崖式落差,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缩小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完善中央对地方收入划分与财力调节体制,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分享机制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京津冀财政协同合作与公共服务项目合作。     

基于能值分析的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绿色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河北承德为例

用能值分析方法核算近年来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的承德绿色GDP,得出绿色GDP占传统GDP的74.29%,说明其经济活动中付出了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系列能值指标的数值,并对2004—2011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评价其可持续发展状况,测度后主要得出其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发展复合指数均有下降趋势,其生态环境负载率较大,产业科技含量较低,存在着资源浪费和破坏现象,不利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京津冀生态支撑区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