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1993—2013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变化平稳,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大,由低度耦合协调演化为高度耦合协调;（2）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则存在一定差异,贵州、西藏、甘肃三省属于低度耦合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其余省份则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应考虑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条件的差异,采取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研究

文章构建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两系统的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分析甘肃省2006—2016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发现:2006—2016年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提升;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已从严重失调转为低度失调,处于不断优化的正向发展。因此,甘肃省要重视金融产业发展,探索出甘肃省多元化的本土城镇化模式,进而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

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耦合效应研究

利用系统发展视角,构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各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面板数据,从时空不同角度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态势及省市差异特征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呈现快速上升的良好态势,而乡村振兴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各省市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都不断上升,长三角地区整体水平较高.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与物流发展相对滞后,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在长三角省市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差距存在缩小趋势,并呈现收敛趋同倾向.新型城镇化与物流发展二者较高的耦合协调水平是支撑三系统耦合持续演进的关键因素,应挖掘乡村振兴在三系统持续演进中的潜力.     

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的比较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推进可以助推青岛市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构建反映“以人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及反映“压力-状态-响应”的链式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协调影响力模型对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格局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类型与关键阻滞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青岛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保持在0.35～0.53之间,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态势,但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2)青岛的生态韧性整体水平在0.40～0.50之间,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间呈阶梯性差异,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态势,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处于引领地位;(3)青岛的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中的空间城镇化起反向制约作用,经济城镇化起积极推动作用,生态压力起负向约束作用,生态响应起正向推动作用,而生态状态的作用呈现由负向阻滞向正向推动的转化;(4)财政实力、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对青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5年到2015年的浙江省相关数据对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借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高度耦合,其协调度近11年来已从低度协调耦合转向中度协调的耦合;（2）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区域差异较大,且演化趋势较为稳定。     

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与响应关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特征展开分析,并运用响应指数和响应度模型对17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根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可划分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失调三种类型;(2)济南、青岛、东营和威海4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指数为"负响应",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其余城市响应指数为"正响应"且相对稳定。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

基于2011年中国国家发改委确定的3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截面数据,构建了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熵指数计算得出城市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上总体水平不高;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均CO2排放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对低碳城镇化产生影响;第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地域性;第四,系统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来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第五,系统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城市碳排放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     

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韶山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基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作用机理,文章构建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对韶山2004-2013年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性和协调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逐渐达到良好协调;2011年之前,旅游产业发展滞后韶山新型城镇化发展;2011年之后,新型城镇化滞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发展,韶山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滞后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推动。     

基于面板数据的地区工业与生态协调优度分析

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度所隐含的问题不仅在于数量大小,而且还存在质量高低等问题。引入协调优度指标,从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同优性两个维度的有机耦合的意义上构造实证分析方法,并以2003-2011年中国省省份域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协调发展优度的总体平均水平还不高;中部地区协调发展优度整体上处于领先水平,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居后,该地区表现为典型的两极分化特征;协调发展优度的总体平均水平在下降;协调发展优度差异程度在扩大;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优度提升势头明显好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好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则出现了大面积的较大幅度下滑趋势。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与工业绿色转型互动研究

该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在构建绿色金融与工业绿色转型两类系统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和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时间角度和空间视角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互动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各省市两系统间的发展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区域之间的协调性还需要加强；在空间上，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I指数表现为波动发展态势，呈现出“高与高”或“低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工业绿色转型对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明显，而绿色金融对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促进并不明显。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水平分析与预测

协调快速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中的重点。基于广东省2005-2013年所构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生态环境水平则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表明,广东省及各研究对象于2009年进入基本协调区间;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2014-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广东省将率先进入高度协调区间,但粤西地区则呈现明显的落后趋势。该地区需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使城镇化进程与环境建设相协调,防止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联与动态响应研究

本研究选取京津冀地区2007—2019年相关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之后进入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邢台、衡水、邯郸、沧州等东南部工业城市耦合协调程度低于地区平均水平,2019年初级耦合协调程度及以上城市达到10个;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冲击短期内虽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影响,但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负向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1996-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近20年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在1996-2013年间从失调阶段进入了耦合协调阶段.但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匹配化程度仍然偏低.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实证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从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发展关系出发,建立耦合度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建立长沙市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的耦合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所建立的耦合度模型,对长沙市2008—2014年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评价及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两者存在非常强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但目前仍处于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提出应从战略上、根本上解决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不同步的问题。     

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及动态演进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目标必须加快经济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应用空间,两者相互影响。在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与耦合机理分析基础上,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然后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探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样本期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但二者均呈上升趋势,而且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和西部的地区内差异逐渐扩大。各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但保持原状态概率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