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能够为促进区域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株潭城市群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除水域生态系统外,其它生态系统均有所下降,各生态系统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也有所减少.2)2005—2018年间,长株潭城市群的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可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9年间为初步发展阶段,此时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有所下降;2010—2014年间为平稳响应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水平较为稳定;2015—2018年间为稳步上升阶段,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明显增加,旅游业与城市化能够共同发展.3)研究期间,随着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在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沙市出现轻度失调状况.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联与动态响应研究

本研究选取京津冀地区2007—2019年相关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之后进入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邢台、衡水、邯郸、沧州等东南部工业城市耦合协调程度低于地区平均水平,2019年初级耦合协调程度及以上城市达到10个;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冲击短期内虽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影响,但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负向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分析传统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的弊端,据此提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并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建设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五个方面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地区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探讨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优势和劣势,并就各城市的发展方向与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本区域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定量分析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和绘制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判别模式图定量分析中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测算结果显示太原城市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最差,环鄱阳湖城市群最优.将中部城市群39个城市分为6大类,协调度为正值的城市可分为三种类型: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双优型、经济效益基本协调型、生态效益基本协调型;协调度为负值的城市亦分为三种类型: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双低型、经济效益冲突型、生态效益冲突型.     

资源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协调城市群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对于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度量2005—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度，并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样本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以2012年为间隔体现不同发展特点。(2)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和人口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效应，而工业化水平则会产生一定的负向阻碍作用。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水平分析与预测

协调快速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中的重点。基于广东省2005-2013年所构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生态环境水平则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表明,广东省及各研究对象于2009年进入基本协调区间;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2014-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广东省将率先进入高度协调区间,但粤西地区则呈现明显的落后趋势。该地区需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使城镇化进程与环境建设相协调,防止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变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之间存在着彼此支撑、相互体现的密切联系，厘清两者耦合关系对于推动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并考察了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特征、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均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长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质量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强化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挥。第二，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城市群普遍处于中低水平。第三，考察期内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且差异主要体现为城市群群间差异。第四，空间滞后效应会对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产生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存，不同邻域水平下各个地区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表现出差异化特征。     

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5年到2015年的浙江省相关数据对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借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高度耦合,其协调度近11年来已从低度协调耦合转向中度协调的耦合;（2）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区域差异较大,且演化趋势较为稳定。     

山东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时空 协调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提供经济支持与技术保障;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的构建,对山东省17地市的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时空双维研究,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进一步探索区域经济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地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均处于耦合协调状态,但协调质量不高,主要集中于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阶段,总体表现为区域经济滞后状态;2006—2013年各地市耦合协调度变化差异较大,少数地市因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促进作用的不足而出现逆发展。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交通货运量、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个指标对区域经济影响相对较大。     

新常态下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首先从省域研究尺度对2005—2014年的湖南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及二者协调度进行评价,利用GM(1,1)模型进行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湖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生态环境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二者协调度实现了稳定持续提高.从2015年开始,未来5年,湖南省生态经济协调度发展态势良好,将在"十三五"末步入高度协调发展阶段.在市域研究尺度,对2013年湖南省14市、州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维度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各市、州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新常态下,发展生态农业,依托城市群经济圈带动区域发展,促进湖南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应是未来的发展道路.     

湖南省14市州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与协调度研究

基于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11项指标构成的"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因子分析法对湖南省14个市州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较好;14个市州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小的差异,表现为湖南中部、东部区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高于西部、南部区域的格局,对此,西部、南部区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改变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低的状态,从而实现区域绿色经济与生态环境向可持续的耦合协调方向转变。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分析

中国城镇化发展虽不断加速,但城镇化质量才能真正体现城镇化水平.首先明确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8地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计算城镇化质量得分.测算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呈先升后降的时间变化趋势;区内8地市发展均衡性较差,空间差异明显.通过系统聚类,将8地市划分为4个发展层次,分析、揭示了各地市城镇化发展存在的质量问题,并分别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响应强度的时空演化

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具有支撑作用,研究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响应强度时空演变特征,有利于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压迫-响应机理,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环境响应模型,运用标准椭圆差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响应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生态环境响应系数整体呈"M"字型变化,三个地区生态环境响应强度整体呈西部>东部>中部的排列格局,西部地区内部省(市)差距基本处于扩大状态,东部地区差距最小,各省(市)的城镇化推进对生态环境形成了较大负向影响且各省(市)之间生态环境响应强度差异波动减小.2)生态环境响应强度呈"东北-西南"走向,其重心主要位于111.78°E～112.695°E,29.288°N～29.673°N之间,重心转移路径为:西北-东南-西南.3)生态环境响应强度最开始主要受到生态环境压力及状态的影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城镇化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压迫作用凸显后,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影响生态环境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仍约束城镇化发展,需从三个尺度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积极响应强度,提高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支撑力.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分析——以长江中下游六省为例

通过分析旅游产业、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机理,构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余弦夹角值和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加权TOPSIS法综合评价系统发展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4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纵向动态分析与横向对比。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六省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迅速,生态环境质量波动趋势存在地域差异,且生态环境的约束效应逐渐显现;长江中下游六省耦合协调度类型演进趋势相同,耦合协调度类型空间分布以城镇化领先型为主,但耦合协调发展的滞碍因素东中部存在差异。基于此,针对生态环境高度制约的江苏、浙江两省以及生态禀赋较好和环境破坏程度较小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分别进行相应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