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话语研究对象的“涵义”与“意义”

科学话语中的“涵义”与“意义”的不同 ,自弗雷格作出区分之后 ,已成为现代逻辑符号学的基础 ,成为历史的财富。可在我国 ,对这两个概念的应用十分混乱。为此 ,必须弄清汉语的“涵义”与“意义”是与德语Sinn -Bedeutung,法语sens-signification ,俄语смысл -значение ,英语meaning -significance(因sense不用 )相对应。本文从符号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此做了区分。     

试从文化差异看英语学习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不了解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势必会产生歧义。学习语言首先应想到文化内容,而仅仅不是语言本身。我国传统英语教育体制下的产生的“哑巴英语”即是因为互略了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产生的情况。具体而言,对于学外语的学生来说,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而且要知道词的涵义;在翻译中,也要注意文化差异,只有真正体会不同文化中语言意义,翻译才能真正实现“信、达、雅”,而不是简单的字对字翻译。     

社会文化与语言的联想意义

70年代中期,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eofferyLeech)的著作《语义学》(Semantics)问世,标志着语义学对词义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利奇在此书中将语义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理性意义(Conceptualmeaning)与联想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 如果说理性意义上指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那么联想意义则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以及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应,即有些语言学家称为社会文化意义的Socialcultural meaning.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对语义的造成影响从而形成     

文化视野中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

翻译是跨语言(cross-linguistic)、跨文化(cross-cultural)、跨社会(cross-social)的交际活动。随着国际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迫切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归化”与“异化”是缓和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矛盾冲突的主要方法,也是处理跨文化交际的两种不同手段。译文归化能打破原文形式上的禁锢,是对原文的一种“再创造”;译文异化忠于原作,保存异域情趣,拓宽读者视野,是文化融合交流的需要。一、语言和文化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影响1.翻译与跨文化翻译。讨论如何翻译之前,我们首先最好了解翻译和跨文化…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质

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饱受争议.既有学者肯定了它将翻译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宏观文化层面,又有学者批判和反思了它的泛文化主义及实践性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以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未能清楚地阐明翻译活动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难证明,“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只有弄清翻译活动中包含的这样三个文化层面,才是完整地抓住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才能全面地把握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意义.     

运用巴氏翻译学说评价鲁迅小说杨译本的得失——以《祝福》和《药》为例

以鲁迅小说《祝福》和《药》的英译本为例,用巴尔胡达罗夫的符号学翻译理论从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三个方面分析和评价杨宪益、载乃迭两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通过对原文一些细微之处的深层涵义的分析,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如何争取翻译的最大程度的等值,从而达到译文的“功能相似,意义相符”。     

论"卡塔西斯"的三种解说

“卡塔西斯”作用是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此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汉语翻译———“宣泄”、“净化”、“陶冶”。朱光潜的“情绪缓和说“、布乞尔(Butcher)的“净化利己因素说”和罗念生的“双向度阐释说”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参考价值。罗念生针对处于不同心理状态的观众从两方面展开对“卡塔西斯”作用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卡塔西斯”的翻译,也许不应该囿于选用哪一个词的争论,因为任何一个意义单一的词,都不足以承担其丰富的涵义。     

海峡文化研究(笔谈)

我刊今年第四期发表了刘登翰先生《论海峡文化》一文,该文从历史文化学和现实层面对海峡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性质与意义,及其与闽台文化、闽南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既具体论述了“海峡文化”概念的历史基础,也指出了“海峡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实践性意涵,系统回答了近年关于海峡文化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不失为一篇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学术界"与"epistemic community"--给《学术界》杂志的几句学术闲话

《学术界》这个刊物名字起得好 ,因为它具有远见 ,蕴涵中国文化的功底。但是 ,刊物的英文翻译 (“ACADEMICSINCHINA”)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直接就字面看来 ,这个翻译不能说错 ,但却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第一 ,既然为英文翻译 ,就应按照约定的翻译基本要求把“学术界”理解为比较地道的英文 (接近这个单词在英语世界的真正意思 )。显然 ,ACADEMICSINCHINA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该翻译无法还原回“学术界” ,因为“中国学者”与“学术界”的差别很大。“中国学者”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第二 ,这个翻译词条的后半部分…     

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湖北省社科院、武汉大学哲学系、襄阳师专等十一个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于7月10—15日在襄樊市隆中举行,与会代表67人,收到论文51篇。会议本着“全面推进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使之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宗旨,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围绕道家(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家(教)文化自身的特点、道家(教)重要人物和著作、道家(教)与儒释、自然科学、文学艺木的关系、道家(教)文化的当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多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亟待重视的学术名著翻译质量问题--例举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

学术著作翻译是一件严肃的学术工作 ,在目前学术浮躁的氛围中 ,一批学术著作翻译出现错误很多 ,甚至世界名著也难免其害。这里有翻译者的学识和态度问题 ,也有出版社的问题。本文以汉译《历史研究 (修订插图本 )》为例 ,以“信”、“达”、“雅”为标准进行考察 ,指出了其一系列错误和缺失 ,足以为戒。     

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本文详细论述了“异化”与“归化”的渊源、涵义,以及同“直译”与“意译”的区分等问题,从而说明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的对立统一性。     

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繫年目录(六)

一九二二年一、论自杀(“学艺杂志”第三卷第八期二月十八日?出版) 二、马克思经济学说(“晨报”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 三、膠济铁路史略(“新生活”第五十五期三月五日出版) 四、黄(爱)龐(人(金全))流血记序(“晨报副刊”三月二十三日) 五、失恋与结婚自由(“晨报”四月一日) 六、致晨报记者(“晨报”四月二日) 七、五一纪念对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晨报副刊”五月一日) 八、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讲演     

全球化·普遍伦理·现代道德教育

一、全球化呼唤普遍伦理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 ,作为一种客观的整体运动过程 ,还有其全球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 )的一体化意义。在此 ,笔者比较认同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先生对全球化涵义的理解 ,他说 :“要实现全球化 ,必须明确全球化的三种涵义 :( 1 )跨国合作经济的稳固 ;( 2 )跨国家和跨文化的人类社群的扩展 ;( 3)跨国家和跨文化的基础及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①在当前人类社会全球化由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为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和背景下 ,全球化的正负双重效应日渐突显。而研究文化、伦理等人文学…     

试论社会思潮的意识本性及其一般社会倾向

无论为了考察社会思潮的意识本性问题,还是为着便于说明社会思潮的一般社会倾向,我以为均应首先搞清社会思潮的涵义指向。大家知道,对于“思潮”一词,近几年在我国思想文化生活中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术语。这难免产生某种歧义。但思想文化生活的实际表明,似可把“思潮”界分为三种情形,即思想理论学派(如文学思潮、史学思潮、哲学思潮等)、某种思想运动(如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想运动、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等)和自发性涌动兴起、起伏鲜明、社会冲击力强且具有一定群体性特征的思想浪潮。我认为,尽管这种区分是相对的,“思潮”的各种情形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思潮应当属于第三种情形。本文所要探讨的“思潮”,即是从社会思潮的这种涵义指向出发的。     

关于“人文易”概念的界定

“人文易”作为一个现代易学研究的课题是由萧楚父教授在今年8月庐山“《周易》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人文”是中国易学的基本精神。易学在传统易学中早有复杂的体现,但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在当代才获得其完整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易”是对应于“科学易”一语提出的,这里“人文”一词当然具有相关于“天道”的“人道”(古典意义上)和相对于“科学主义”而言的“人文主义”(现代意义上)、乃至原先就包含于《周易》中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人文化成天下”等多重涵义。因而,这种通过对易学史的重新研究和对易学的创造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后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定型组织或一种符号制度,即社会与文化有密切联系并同等重要时,亦有“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之称。各名称的涵义侧重虽略有差异,但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大体相同,即是研究作为存在的人的文化特性。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杂剧“三国戏”的跨文化阐释

此文以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 H.West)的译著《战争、背叛和结拜兄弟：早期的三国戏剧》为研究对象，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视角考察学者型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学者型译者行为表现在翻译内求文本意义与风格之真，翻译外务西方汉学教学与研究之实。译文保留了大量中国元素，并通过文外注释进行深度描写；译者具有比较的学术视野、注重翻译底本的考证，从他者的视角体认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了解中国戏曲语言和文化的历时变化。译者内外行为的结合有利于杂剧“三国戏”剧本的跨文化阐释，为时下讲好中国戏曲故事提供了有利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