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

为了改变山西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 ,加强对基层农村的控制 ,阎锡山极力寻求一种治理农村的新模式———村本政治 ,也即村治。但是有限的经历及其视野的限制 ,使阎锡山找到的村治模式只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混合物”。山西村治的实行 ,虽然从客观上强化了行政组织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但其政权的军阀专制性质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民主政治。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2005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默顿的结构功能论为视角,引入治理与善治分析方法,基于2005CGSS的数据资料,围绕治理的主体、治理的结构、治理的过程等三方面进行结构功能分析,阐述了中国农村治理中各结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功能的变迁特点,指出影响农村社会管理达到善治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社会精英的大量流失,农村治理结构失衡以及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的形式与理性的背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转变社会管理观念,通过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来推动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精英人才开发机制,拓宽民间精英参与村治过程的渠道,形成合理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调整农村治理的结构,达到各类组织合作共治,提升农村社会管理的绩效。     

新中国以来村治主体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一项,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基层政权与农民共同主体,人民公社单一主体及农民单一主体的三个不同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认识村治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随着村治主体的稳定,党组织建设,宗族稳定又在影响着村治。因此,必须要明确国家中心任务,以便促进村民自主意识,以便更好推进村治。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先后天学说与儒道思想

本文以中国易学史上颇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先后天学说"为例,从儒道互动的角度,揭示这一学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全文先论"先后天学说"源于儒家经典<周易>的<文言传>,以及与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密切契合;次述"先后天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学术义蕴的衍扩,尤其注意揭示宋代"先后天方位"说所体现的儒道思想融通互动的学术特色;最后阐明"先后天学说"之"体"盖源于<文言传>,其"用"着重展露于宋人的"先后天方位"之说,并指出"先后天学说"的本质,是以超越时空的博大思维理念,考察宇宙、大自然、人类社会的化生之道,此间穿插着儒家以有为本而有无相生的互补精神,与道家以无为本而无所不为的超脱宗旨.综此三端,得出本文的结论:中国易学史上出现的"先后天学说",是儒道思想互动的至为典型之例.文中评述"道法自然"的哲理取向,揭明宋代学术界潜藏着"儒道互动"的人文精神,比照"先后天方位"互转禅代的哲学内涵等,皆属作者较为精到的学术创获.     

区域科技发展与合肥科技城建设

近年来 ,不仅国家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而且各地区也加大发展科技的力度 ,科技城建设就是一种方式。本文以我国省级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二维聚类分析基础上 ,对我国省区科技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描述 ,并分别从全国和省区两个层次分析了科技的区域集聚现象 ;还对比了安徽省各地级市的科技分布状况 ,并分析了其成因 ;在概括区域科技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后 ,就合肥科技城的建设提出了几点看法     

会展教育与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会展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但是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任重而道远.通过总结会展教学与实践工作,我们梳理中国会展教育与实践的研究现状和发展特征,指出中国会展教育与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而努力为中国会展教育与实践的科学发展进言献计.     

美的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美的教育可以起到开发智力、道德感化、人生导向等作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善于运用美的教育,创造美的环境、展现美的人格、追求美的方法,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女性价值追求——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对陶渊明家庭人伦关系的考察,充分揭示以往陶渊明研究中那些习焉不察的情感世界:陶渊明的孤独同其缺乏异性的精神支持有相当关系.陶渊明诗中对古代列女的钦慕显示了他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戴震论自然与必然及其德福一致

自然与必然是贯穿戴震哲学体系全部内容的两个范畴。戴氏以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规定自然,以"至当不易之则"规定必然,以"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规定自然与必然的关系,进而将物的生长及人的成己均视为一个自然→"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循环发展历程,倡导了一种理与欲、德与福、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活泼充实的、直面生活的伦理。从而恢复了在宋明理学那里遗失的先秦儒学的原初精神。     

黎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之综论

自远古时代起,海南岛就一直受到我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远古文化的影响,尤其壮侗语和南岛语等在海南岛的相遇,奠定了黎族形成的基础。由此决定了黎族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方向和模式,决定了黎族历史文化既体现百越族文化传承的特点,又体现在海南岛这个地理环境条件和历史发展背景下形成的独特特点。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流派、范式及中国的组合选择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顶层设计。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各国家和地区在客观上形成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诸多学术流派,可梳理归纳为均衡和非均衡两种战略范式。从实际经历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始终奉行一种发展战略并以一贯之并非明智之举,也鲜有成功的;相反,依照国家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合该阶段的战略往往成效显著。就中国而言,过早放弃非均衡发展战略范式并不明智,尽管这一战略实实在在引发了诸多弊端,在国际均衡发展范式压力下显得与世界发展格局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还在侵蚀非均衡发展战略推行带来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不能简单地放弃一种发展战略范式又简单地选择另一种发展战略范式,而是应该选择一组发展战略范式集合,利用这种发展战略范式的组合实现最佳发展战略成效。     

"科学"和"技术"的源流

一 据诸多学者考证和众多辞书记载,英语和法语中的science(科学)源于拉丁语scientia一词,而science是在14世纪进入英语词汇的,其词义几经进化才达到近代的科学的含义.关于science一词的源流,麦克莫里斯的研究十分详尽,他既介绍了各家的探讨,也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表明,scientia虽然与等价词episteme(认识)有关,但它具有普适知识的含义,而哲学则把普适知识看做是它的本分.在17世纪科学革命前,科学被视为scientia,即它只是以世界为中心的哲学关注的一部分.在科学革命后,它变成主动的活动,变成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的和语义学的论据支持早期科学的这种特征,这从亚里士多德延伸到13世纪,此时在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的著作中首次出现关于科学的独立的观点.在这里,已经可以瞥见scientia意义的变化,直到17世纪这种变化才得到认可.     

认知语义的演变与词类和义项的划分

词语的多功能性和多义性是长期语言交际中形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语言现象,语言学习者如果不能把握词语复杂的功能和意义关系就不能有效地学习;词典编者不理清这些关系就不能很好地释义.本文从认知语义的演变人手,探讨语词多功能性和多义性形成的机制与词类和义项划分之间的关系,以便词典编者和语言学习者能更有效地进行语词释义和语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