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产业发展动力体系的构成与应用

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 ,结合实证资料 ,研究环保产业发展动力体系的构成 ,认为环保产业发展动力体系由需求动力、制度动力、供给动力、技术动力、市场化动力五部分构成。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要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应该重点解决的是将环保产业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加快环保产业市场化的步伐 ;切实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动力等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我国30年来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的历程,从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和直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目标、立法框架、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环保立法的目标与方向。     

环保产业财税扶持的国际比较

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对环保产业的财税扶持政策现状,指出我国环保产业在财税扶持方面存在着财政支出不足、财政补贴手段单一、税制不健全等弊端;提出综合运用财政工具、配置税收政策等对策,为环保产业架构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环保产业跨越式发展,以吻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环保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分析

环保产业发展创造的乘数效应体现在:环保产业发展产生的企业增值效应、引起的技术革命效应和社会和谐效应。要保证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能充分体现,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环保产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寻求解决的对策。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福建环保产业发展的法律思考

环保产业的发展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尽管我省环保产业近几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距离现实的要求仍有相当大差距。本文认为,要促进我省环保产业发展,应从多方面着手,主要包括:制定环保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加快立法步伐,创造条件制定环保产业综合法规;严格环境标准制度;加强环保执法,强化监督管理等。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我国环保产业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思考

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被认为是 2 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文章介绍了我国环保产业的现状及发展特点 ,分析了我国环保产业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加快环保产业立法、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统一市场、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等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对策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环保投资的因果中介效应分析

选择沪深A股2010—2019年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环境保护税、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会抑制我国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环保投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35%;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前后均会抑制环保投资,跨过门槛值后抑制作用减弱;当前我国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仍处于门槛值左端,对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仍处于较强阶段。因此,未来要提高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提高企业自身意识并制定相应的激励配套政策。     

内部控制、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披露数据,探讨企业内部控制对环保投资规模的具体效应,并检验不同省域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与环保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省域市场化程度会显著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上市企业而言,其所在省域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文章验证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探索。     

基于生态补偿效应的我国环境税改革方向

在分析环境税的生态补偿效应基础上,梳理我国的环境税费制度实践情况。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的环境税制体系不完善,融入式环境税制影响了税收中性原则,缺少独立的环境税种,导致生态补偿导向缺失,"双重红利"效应难以实现;征管体系不健全,弱化了生态补偿效果。鉴于此,我国应明确环境税改革方向,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地建立具备"生态补偿"理念的环境税制模式,完善环境税收征管体系,提高环境税效应,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社会治理与国家“绿库”建设

绿色智库（“绿库”）,是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与传媒关注的一个现象。“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全国性“绿库”还主要集中于“国办”的研究院所、高校机构和各种联合会,而民间“绿库”的发展尚处于一种起步或萌生阶段。因此,政府在我国“绿库”建设中理应发挥更为重要与积极的作用。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环境行为引发的公众困境及心理调节

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之间面临着三种公众困境：一是哈丁“公地悲剧”的困境,也被普拉特称为公众陷阱,二是自我陷阱,三是失落英雄陷阱。必须运用打破公共困境的措施需要综合运用环境行为的心理调节机制：增强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一致性;从利他动机导向亲环境行为;公共资源的结构性调整。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制造业整体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但对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政府应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环境规划战略研究

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是“三农问题”的灵魂，农村基础设施定位与环境规划战略息息相关，随意性中国新农村设施带来直接和潜在的短期和长期损失，依据科学定位塑造环境规划，避免环境恶化，增强现代技术的集聚效益和自然历史的传承。文章对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规划的内涵的界定，分析中国新农村环境规划与塑造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在联系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关系，提出选择适应的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需求进行环境规划理念创新的对策与建议，农村资源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环境规划的战略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利用，以期为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的环境规划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