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传统 推陈出新——《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评价

租佃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佃农按约定向地主交租,但在灾年,减租成为两者争诉焦点。在乾隆朝,减租政策与习惯相冲突。在价值上,政策维护国家利益,而习惯维护社会公平。在规则上,政策不强制地主减租,而习惯允许佃农减租;政策对减租比例无明确规定,而习惯有比较清晰规定;政策规定由政府认定减租,而习惯规定由地主认定减租。两者抵触不仅导致减租司法混乱,而且激化租佃矛盾,使佃农暴力减租成为常态,引发社会震荡,并恶化农业生产。     

佃农、地主与国家：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看民国时期佃农保障政策的实际执行（1946-1948）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土地租佃制度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关注,展开了一些有益的争论。这些争论有的是基于不同区域的经验式研究,有的则是对于不同资料的利用和解读。本文拟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佃农保障政策及成都平原一些租佃纠纷案件的处理,观察国民政府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对租佃关系的调节和控制,由此观察佃农、地主与国家的关系。     

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在清代，定额租制取代分成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在定额租制发展的前提下，永佃制和押租制随之发展。租佃制度的创新，导致了地主与佃农之间产权关系的变动。学术界对清代的永佃制与押租制都作过许多研究。     

市场·契约·法律--对清中期乡村租佃的另一种思考

租佃是实现土地与劳动力有效结合的重要农业生产方式。清中期乡村社会中,租佃市场正在形成与发育,但契约与法律构成了租佃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租佃契约内容缺乏确定性,不但无法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反而与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缺陷相叠加,加剧市场争诉。而且租佃法律形式分散,内容亦不完备,无法有效规制市场争诉与无序。这无法使租佃市场从无序转型为有序,不能推动市场成长与农业发展。     

清代集体抗租与法律调控

集体抗租是一种特殊的租佃纠纷,往往采取暴力的形式与官方对抗。而官方对集体抗租的态度是严厉打击。但是由于佃农经济状况与乾隆社会的恶化,集体抗租愈演愈烈,纠纷会越来越多。清政府颁布了很多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     

明清的奴仆与奴仆化佃农

明清时代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确立了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割以及永佃权,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但就是在出现上述进展的地区,同时并存着奴仆化佃农与带有主仆名分的特殊租佃形态。奴仆化佃农,就其自身的本质而言,仍是佃农,又不同于一般佃农;接近于奴仆,又不同于奴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研究,显然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发展复杂性的认识。根据明律的规定,只有诸王、勋戚、功臣等特权阶层才可以蓄养奴婢,违者绳之以法:     

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结构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是进行观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预设，中国近代进行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利钝，均可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找到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家庭为单位的耕织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等因素，在中国近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具有深刻的影响。一在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从战国时代起，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开始解体，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发生和发展起来，从而实现了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地主经济的主要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民而非农奴，他们不必终…     

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

<正> 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性质和历史作用,在海外的学术界存在着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第一,旧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农村革命有多大的推动力?造成民国时代农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佃农被地主层层剥削,还是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率下降?第二,旧中国农业经济有多大的发展潜力?明清近代时期农业资本萌芽有多普及化?经营地主所占的比率有多大?有没有经营地主代替租佃地主的趋势?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或立场,是有政治上的含义的。假如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因素是科技的问题,就必然否定社会变革的必要,主张引进现代科学才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例如,美国政治学家     

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租佃中的“二东君”——以洞庭湖区为例

民国时期的资料表明,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常规的地主——佃户模式之外,还存在"地主——二东君——佃户"的特殊模式。二东君多为农村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者。其在土地租佃中代替佃户交纳押租,负有督促佃户及时纳租等责任,并获取一定报酬。二东君既为土地的出租与承租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范围。但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仍、农村社会经济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二东君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土地的出租与承租带来了不便。     

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研究

近代以来,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出发,对中国佃农的独立性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真正从实际调查材料出发所进行的实证还是比较少而且薄弱的。根据近代以来对中国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各种实际观察和调查资料,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并不像以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薄弱。而佃农对于地主之依附性的存在,一则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如生产资料的不足等,二则由于知识的缺乏。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租佃制度与农业互助合作

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土地租让与经营的角度并不能全面认识租佃制度的内涵,租佃制度还包含着业佃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关系。以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佃农之间的互助合作行为,而在租佃制度中以伙种、分种、换工、帮工、分租、力租、永佃、减租等形式存在的业佃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则被遮蔽于剥削关系之下。在租佃制度中,非对称性的合作与互助是业佃关系的常态,租佃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剥削与互助并存是租佃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构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来说,限制租佃关系的剥削性,倡导基于自愿、公正、互惠的农业互助合作,形成租佃与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租佃制度的路径。     

中国土地权演化及地主租佃、小农自耕模式的形成

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细亚公有制",此为井田制.而此以后,中国土地私有,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等三种模式.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土地制度主体.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公有社会",至少说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     

清代前期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形态,是史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大量题本,对清代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作一初步探讨。一、清代实物分成租的特点自秦汉以來,实物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的地租形态。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式。所谓分成租,是地主和佃农按照契约议定的比例分收佃农生产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清代实物分成租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佃农经济条件的好坏,决定了不同的地租率。如果佃农不能自备耕牛、农具     

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作者商榷

景甦、罗仑两同志所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是1959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在山东章丘县等地调查了三个比较典型的经营地主——太和堂李、树荆堂毕、进修堂孟,两个租佃地主——矜恕堂孟、玉堂孙,及山东四十六县一三一家经营地主的一般状况。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作者认为:经营地主已经不能完全属于封建经济形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东西。我们根据作者的调查资料,就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作者请教。     

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地主租佃关系考察——以1942年张闻天调查为中心

米脂县杨家沟村马氏地主集团是闻名陕北的大地主经济集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探索新时期土地改革理论和完善有关土地改革政策于1942年派出以中共中共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为首的农村调查团,详细考察了该村以"马光裕堂"为轴心的马氏地主经济集团.调查结果表明马家地主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主要体现在围绕土地的租佃关系上,地租、"字号"经营所得或放高利贷、典买土地和出卖粮食是马氏地主集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或最主要的业务内容;秀才出身的马维新是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势力遍及周边数十个村庄,甚至在整个米脂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马维新为首的马氏地主集团既是一个强大的地主经济集团又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但随着中共减租减息和抗战负担等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行,其各种影响力尤其经济影响力在不断弱化,佃农与之的经济依附关系也在不断削弱.     

近代租佃制度的产权结构与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地权构造的再认识

对近代租佃制的认识关乎传统农业经济的顺利转换。以往租佃制被视为地主经济乃至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超越这一叙述框架并展开技术分析,却可发现其本土色彩浓厚的独特构造:从租佃制的形态看,租佃比例和地租率反映了土地占有权和收益权的分割,而一田多主则体现了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的复杂化;从租佃制的功能看,租佃经营不仅是一种组合各类要素的生产方式,更是以土地为中介的资金运作方式,发挥着现代金融工具产生前的财富保值增值功用;从地权构造的内涵来看,无论是权利的类别与主体,还是权能大小、时间长短、交易和衍变过程,租佃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是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反映生存智慧的产权形式。     

近代山西省的租佃关系

封建租佃关系,和几亿农民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对山西省的租佃关系尚无专文论列.本文试根据农村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文献,对解放前山西省的租佃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佃农的一般状况和租佃手续据南京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在1933年,山西省佃农占农户总数18%,半佃农占22%.抗战以后的十余年间,在日伪及阎锡山统治下,由于战争频繁,剥削繁重,自耕农加速破产,佃农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如1943年,在山西十六县148村中,贫     

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     

清代前期农村阶级和阶层考察

本文认为,清代乾嘉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再次破土而出,这种变化对当时农村产生的影响是使农村中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具有了动态的特征而与以往的分化有所不同,这便是新经营地主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不过,清代前期农村中的分化仍以静态的分化为主,动态的分化是极其微弱的。虽然这时期农村中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有所调整,但是,传统古老的农村基本原封不变地延续保留下来。本文对清代前期的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工和新经营地主等阶级和阶层的基本状况作了详尽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