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中西人权观差异的历史文化反思

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每个国家的人权观都是本国主流文化在人权领域的表现。中国和西方的人权观在诸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位和选择。中国人权观主张义务本位,西方人权观主张权利本位;中国人权观发生于礼治环境,西方人权观产生于法治环境;中国人权观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人权观侧重现实的功用;中国人权观重视群体的权利,而西方人权观重视个体的权利;中国人权观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际的界分;中国人权观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生日用的实现。西方人权观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弥补东方人权观“有神无体”的制度性缺失;而中国人权精神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可消除西方人权观“有体无神”的工具性僵硬。     

简论西方女学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西方女学的传入密切相关。以西方女学的传入为视点 ,不仅梳理出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西方女学传入的肇端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孕育、西方女学制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西方女权思想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男女同学教育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而且对每个阶段西方女学传入的特点及其意义进行了总体的把握 ,进而展示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全过程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他者视阈下的中国形象———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来华旅行者为中心的考察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塑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拓展外交关系,中国国际旅行社吸引和接待了众多西方国家旅行者来华旅行。西方国家来华旅行者的数量、国别、意识形态、旅行诉求随着中国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西方旅行者普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成就、社会制度、人民精神面貌、旅行接待表示赞扬,改变了他们来华旅行前基于西方国家对华扭曲宣传所形成的对中国的怀疑和误解。西方旅行者回国后,纷纷基于自身真实旅行体验重塑中国正面形象,为西 方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东西方往来开辟了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     

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演变

西方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经典,那些成为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西方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西方经典还必须经受现代性的考验才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学经典.西方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陈季同描述的'家庭中国'、辜鸿铭塑造的'道德中国'以及林语堂想象的审美化的'人文中国',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价值中国的形象,这是对文化转型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认同,是通过中国人建构中国形象而参与到西方中国想象的话语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表现出对西方中国想象的反拨与重建,明显地带有对西方问题的思考和想象,由此形成了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想象以及与西方自身想象的一种对话关系,这不仅可以改变西方原本存在的中国想象,也能够让西方世界从对话的场域中重新发现自己。     

从时尚文化的角度探讨西方洋节的中国化——以“圣诞节”和“情人节”为例

以“圣诞节”和“情人节”为代表的西方洋节以其“时尚、娱乐、狂欢、人性”等时代特征,并借助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伴随全球化的浪潮迅速传入中国,很快赢得中国年轻一代的青睐和追捧。西方节日中国的盛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甚至触及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从时尚文化角度来探讨西方洋节的中国化问题,以期更好地解读西方节日在中国传播的文化现象。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权利时代司法赔偿 理念与法律文化的构建

中国现行司法赔偿理念应是善理念、平等理念、秩序理念、公平正义与效率理念等的有机体。应努力构建权利型法律文化、限权型法律文化、程序正义型法律文化和信仰型法律文化，以推动司法赔偿制度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本土化探析

目前,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尚处在理论移植阶段,有必要进行本土化研究。法经济学本土化是指发源于西方的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法制环境、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实现有效结合的过程。我国法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需要本土化的经济学和本土化的法学提供支撑,要以研究“中国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为出发点,以法经济学教学为重要手段,以构建中国的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核心任务。     

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向和谐

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独特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在面临中国法律文化向何处去的困境之时,“和谐”以它深邃的蕴涵再次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笔者在分析中国法律文化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传统法律文化向和谐的法律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并努力尝试着对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向和谐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中华法系新论——兼与西方两大法系比较

中华法系是法律史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然而,囿于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局限,该研究难有突破.本文用比较法理论,置中华法系于世界法律格局中,并相对应于西方两大法系进行思考,对中华法系及其形成进行论述,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一系列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的统称.中华法系的形成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超出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系列的过程,其中,几乎没有武力征服或任何殖民扩张的因素,它与中国法文化优势的形成相一致,是唐律传播并影响开来的必然结果.     

论中国儒道法思想与西方自然法特质

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维特质的论述以及中国古代儒道法律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比较分析,说明中国古代儒道法律思想并不具备西方自然法思想的特质,二者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思想体系。     

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     

中华法系研究新论

中华法系的研究,从民国开始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儒家学说是缔造中华法系的灵魂,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伟大创造力的体现,是唯一本土的法系,具有孤立性和保守性。中华法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它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保存了许多跨越时空的民族性、民主性制度与思想的资源,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可以成为重建中华法系的一个基础。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