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的发生与意境的文化精神实质

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制度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环境促生了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结构。而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结构则是意境发生、形成主体基础。用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结构和意境的特征进行相互分析,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意境的发生原因和意境的文化精神实质。     

“知识分子”与“士大夫”辨析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日趋纷繁,且呈现狭隘化趋势.其根源是对该词词源存在片面的理解.由此阐发的有着自恋之嫌的“知识分子”定义,将士大夫摈弃于这一群体之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来看,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列,并无不妥.     

老、庄之“道”与文艺之“道”简论

老子和庄子对于"道"的体认不同,但老庄关于"道"的思考,则无疑使得中国思想开始具备形而上的特质。老庄的"道"对于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以一种"崇高的文艺精神"展现于文艺活动的过程之中。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曹端对朱子“太极”之阐发及其诠释学意义

曹端认为朱熹的学理体系对太极动静的内涵没有很好把握,从而产生了"自相龃龉"的说法。其《辩戾》在继承朱子太极学说的基础上,从自身真实的生命与智慧出发,提出了独到的理解与创见。他对朱子"太极"的阐发,不仅深入了学术层次,也体现出明初理学发展的问题意识及理论特色;不但是宋儒疑经思潮的继承和理学诠释学理论的大综合,也将时代背景融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成为中国古代诠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     

中国现代作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文学在由“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作家“角色”“身份”的转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直接与文学的价值生成相关,与这个时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精神特质相关。因为,某一时代的文学家在确立文学的价值目标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有对文学“需要”的独特理解,有对自身角色和身分的确认,这些理解和确认直接影响到作家对文学价值的确立.在这一点上,较之古代,中国现代作家要明确得多,“自觉”得多,在作品创造中体现地充分得多。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士”与“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观念比较

结合中外文化的具体语境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起源于"士",主要是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既以传承道统的"帝王师"自居,自觉肩负释道、卫道、传道和修道的历史使命,又恪守"君臣父子"的人伦之道,有着强烈的依附性.西方知识分子则来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和中世纪的"传教士",是个体私有制度和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二者的冲突、融合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气质和人格操守.     

主敬立本与穷理之基——对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已知之理”的阐释

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提到的"已知之理"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但它却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已知之理首先是穷理之前的小学之教的内容,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关于"理"的知识。"理"在朱子的界定中可以理解为事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而已知之理就是一种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知只有在一种自主自觉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呈现,而这种心灵状态正是经由"主敬"工夫的清理而得到确立的。由此呈现的知识先于具体的穷理活动,并为穷理活动确定方向,即心灵探究以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根本的方向。同时,这种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其为穷理活动确立了根基。当然,作为形式上的知,已知之理需要在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中由具体理解的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加以充实,只有在具体的当然之则的知识的充实下,心灵对"理"的理解才是真实而丰富的。对已知之理的阐明表明,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一些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     

探求的痛苦与痛苦的超越——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心态

“浮士德精神”可以借来描述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探索型心态。浮士德作为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精灵的化身,概括了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真理、在理想的精神境界中俯视现实的知识分子性格。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除了某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外,还流动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血汁,闪烁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即便是与叛逆型知识分子相比,这种探索型知识分子仍有其自己鲜明的特质:他们更多地沉湎于理性的理想意象之中,缺乏行动,对现实有更为冷静的理性批判精神,犹豫寡断,等等。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探索型心态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中国古典“意象”论摭要

"意象"论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重要基石和经典范畴.意象的发展过程就是民族哲学意识和美学意识不断深化和自觉的过程.理解"意象"的深刻内涵, 须把握三个方面 老、庄的"象"、 "道"关系论为古典意象的哲学之源; "易象"和"乐象"是意象审美内涵最终实现的前奏; "言意之辨"是理解意象的认识论基础.     

论贾宝玉对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特质的继承与突破

贾宝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并非在《红楼梦》中横空出世，他的身上充满了浓厚的文人气息，尤其继承了“才子”形象的部分性格特质。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意识、对“情”的执著以及个性中的狂狷都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形象十分相似，但贾宝玉对“才子”形象又非简单地沿袭或重复，他对人生、对家庭、对社会的进一步反叛，构成了他个性的新元素，他突破于“才子”形象而体现出新的特质正是他能够成为古代小说中经典文学形象的重要原因。     

论“魏晋风度”对文人性格及治国理念之影响

"魏晋风度"表现为名士言行容止率意独驾,不由径路,对中国传统文人性格与治国理念影响颇深。孤傲超拔,独善全躯的人生态度,造成知识分子但遇挫折失意即隐遁规避,孱弱不争。治国理念强调"文德"而忽略"武备",社会主流价值观为"重文轻武",造成了虽经济繁荣、文化深厚却无力抵御外敌之状况。     

“文气论”的研究

在我国古代,文论家们对文气理论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文与气的理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文与气的研究可知,"文气论"是中国古代独异于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文以气为根基,作家内在的生命之气,精神之气灌注于作品之中,便形成作品永恒的生命力.     

从《文心雕龙》的“赞曰”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乐”(yue)“乐”(le)探源

“乐”脱胎于远古的巫术礼仪和图腾歌舞。本从“乐”的字源学开始，在中国以农业立国和巫史传统的社会、化背景下重视音乐对于古代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找到“乐”(yue)和“乐”（le)的关系，并通过和西方基督教化之“原罪”意识的比较，了解“乐”（le)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表现，是人格的自觉和执着于现世人生的标志。它与西方人“两个世界”的宗教意识相异，却与宗教的功能相同－安顿人的精神，这是中国“乐”的特色。     

古代小说的“三步教学法”

中国古代小说在高校中文系的文学课程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当前中国古代小说教学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以"论"、以"史"为主而忽略了中国古代小说文本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多元化特质.笔者认为,如果采用"细读--讨论--归纳"的"三步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古代小说的教学质量.     

《文心雕龙·乐府》“诗为乐心”说新解

刘勰提出"诗为乐心"说,含义有以下几端:从创作来看,先有诗,后有乐;从风格来看,诗之雅郑决定着乐之雅郑;从欣赏来看,要欣赏乐,须先理解诗;从功能来看,乐以动耳,诗以感心,二者共成移风易俗之功;从文体来看,决定乐府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质的是诗而不是乐。     

清代“诗文评”之“集大成”

清代,诗话、词话、小说和戏曲评点、曲论及其他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说遍地丛生,"诗文评"的各种著作大面积出现,是中国古代文论"集大成"的时代。在诗论方面,许多学者的思想、著作都带有所谓"总结性"、"集大成"、"系统化"的成分,而叶燮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可谓清代诗论家第一人,其《原诗》内外篇四卷数万言,是中国"诗文评"史上少数几部最富体系性和系统性、理性思维缜密、哲理味道甚浓的"集大成"理论著作之一。小说评点的代表人物首推金圣叹,他的成就,一是表现在特别区分了叙事文学之"纪实"与"虚构"的特点;二是对叙事文学写人状物、性格刻画作了精彩论述,总结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而曲论则非李渔莫属,其《闲情偶寄》中《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之一部分,堪称中国古代最出色、最具系统性、吸收并总结了前人的有关理论思想的一部"集大成"曲论著作,影响深远。     

“尚礼”精神与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西文化精神论纲之四

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深受"尚礼"精神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尚道"——"尚礼"精神的胜利。新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自身、对农民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整个世界文化处在文化转型、文化激变之际,中国保持文化自觉,坚持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显得尤为迫切。恢复"尚礼"精神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