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完形填空

在中国历史名人中,一家《父子或父子孙》能有两人或三人同时入选《辞海》（皇族不计）的,大约一百余家。而东汉的班彪三代五人、近现代的陈宝箴三代四人,均同时被选进《辞海》,当是我国的最高记录了。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王应麟著作集成》总序

王应麟为南宋大儒,著述宏富,影响深远,然其著作一直未得到全面深入的整理,不便学界使用,亦不利于王应麟研究的开展。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王应麟祖籍地浙江宁波鄞州区合作成立王应麟研究基地,自2008年起,邀约多位学者共同整理王应麟著作,合为《王应麟著作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年内将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诚如傅璇琮先生在《集成》总序中所说:这确也为我们现当代高等教育与地域文化建设之合作、沟通,提供值得研究之显例。兹将傅璇琮先生为《集成》所撰总序及各书整理者所撰前言先行发表(《困学纪闻》、《玉海》因点校工作尚在进行,暂付阙如),以飨读者。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宁波市志》序三篇

宁波是我国向外开放历史最早的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又是我国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浙江望郡，历史上宁波就向以佳志迭出而著称于世，宋元时的《四明六志》就已是我国古代方志中的翘楚，民国的《郑县通志》又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地方志和最后一志．如今，孜孜七载而编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宁波市志》，煌煌四百万言巨著，就是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后来居上，实为中国方志中一新开的奇苑。     

潮涌海上生明珠

翻开宁波的发展史，就是翻开中国改革开放辉煌历史一个精致的缩影。历史上，宁波以其著名的港口城市优势、悠久的对外开放传统、在国内一直居于比较重要位置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辉煌过；近代以来，宁波由于闭关锁国、港口重心转移等原因，发展趋于缓慢、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基础比较薄弱而黯淡过；改革开放以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才开始了真正的腾飞。 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际环保模范城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征程在方寸间定格，荣誉在文字中闪光，一幅精美的图片就…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王翰遗民心态初探

王翰是一位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少数民族遗民诗人,元亡后他屏居远迹,栖止龙泉,一直处于压抑苦闷的愁绪中。他通过对贞洁之物的吟咏来传递其对故国的坚贞之情,通过醉酒、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等方式试图缓解这份故国愁思,但这都没能让他最终从故国的哀伤中得到解脱。聘书至门后,完成延续宗嗣的孝的使命后的王翰毅然选择自刎这一激烈行为报君亲恩,为其遗民生涯画上一圆满的句号。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论王正雅的功过人生——“辛亥沅澧人物史话”走笔之二

在辛亥革命的伟大变革中，作为朝延命官的王正雅顺应历史潮流，及时高举反清大旗，加入到民军抗击清军的洪流之中，并在援助鄂军唐牺支部围攻荆州的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取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接着他以第一任常澧镇守使之名，统治沅水、澧水流域多年，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他抵制“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暴露了其封建守旧的本质，最后因权力之争而命丧猫儿峪。     

“独开有宋风气”的王禹傅骈文

本文着力探讨王禹傅的四六文创作及其特色问题。认为王禹傅的四六文创作追求是远溯三代、两汉文风、直接贞元、元和风格的,上承元、白,可谓开宋四六之先。王禹傅制诰类四六文以得体庄重、宏丽典赡为主,而表启类四六文则工对简洁,情事兼优。用常语常典、用古文写法做对偶文章是王禹傅四六文的主要特色;同时,善于融裁、用事精当也是其显著特色。“元之独开有宋风气”,王禹傅四六文是骈文宋调的初创。     

王先谦与毕沅《释名》研究比较

毕沅《释名疏证》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先后是清人《释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虽以毕沅《释名疏证》为基础，但二者比较，王先谦在方法、内容上对毕沅都有所突破。方法方面，王氏采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注疏的重点也不相同。内容方面，王氏既能补充及完善，又能怀疑并刊正《释名疏证》。     

王禹偁研究综述

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宋代文人对其可谓称赞有加，然而近代关于他的研究十分稀少，迄今的论文尚不足百篇。本文按时间顺序将王禹偁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建国以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二十一世纪至今的几年，在不少问题上有新的突破。文章旨在材料整理上做一些工作，以期初步梳理出研究脉络。     

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中唐诗人兼画家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近似,且审美观念趋同,因而刘商在诗歌艺术上能主动学习王维,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有不少近似之处,均具诗有画境的特点;二人都善于用画家之锐眼“取象”,在诗中以散点透视法“经营位置”,将线条与色彩巧妙搭配,使诗作富有画面感。刘商继承王维的诗歌艺术,并有新的探索,他是王维诗歌接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泰定养生主论》难字小考

《泰定养生主论》是元代医家王=编撰的关于养生学和痰证学的专著。该书完成于元朝末年,初刻于元惠宗四年。书中存在一定量的异体字（包括俗体字）、通假字、古字、记音字及常见讹误,就其中的个别疑难字做了考释。     

王安石晚年禅诗中的超然之境

王安石诗歌创作以熙宁罢相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后期诗作中有不少充满禅理、禅意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王安石表达了各种复杂情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种脱略尘世的心境,文章从三个不同的感悟角度深入考察了王安石晚年禅诗中的超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