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理论匮乏和现实需求呼唤对当今中国农户进行“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分析框架。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已被卷入或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社会化水平之高史无前例。传统的经典小农学派已难以充分解释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需要建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荻取国民待遇的关键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对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条件的演变——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农户的市场约束与行为逻辑——社会化小农视角的考察

当今中国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也不同于社会化大农,它是介入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农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小农,即社会化小农。因为它已经从传统的"为买而卖"逐渐转向"为卖而买"、从"以业为商"转向"以农为市"、从"小农的市场"转向"市场的小农",货币与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农与家庭是"无人不商"、"无物不市"。面临市场化、社会化的货币支出压力,社会化的小农行为已经从依靠熟人关系、道德市场转向求助货币武器和紧缩性的保守选择应对市场化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中国乡村社会的百年变迁

百年来,伴随着作为乡村社会基础的农户自身特点与行为特征的巨大变化,中国乡村社会也历经了相应的转变.这一变迁大致表现为:农户活动地域的变化使乡村由封闭变得开放;农户认同逻辑的变化使乡村由重情变得重利;农户自身特点的变化使乡村由礼俗社会走向理性社会.具体地说,在原子化小农时期,乡村社会是封闭的重视人情的礼俗社会;在集体化小农时期,乡村社会是全能控制的动员型政治社会;在社会化小农时期,乡村社会成为开放的情退利进的理性社会.     

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两派的对立争论之外，也不乏出现调和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现实中的小农是两种理性的综合体。重新梳理、反思这一经典小农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本土方法论以及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去自给化小农:解释中国农户经济及政策趋向的一个视角

农户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是在一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追求福利或收益最大化.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及价值趋向,学界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形成了各种学派,即生存-道义小农、市场-理性小农、阶级-剥削小农等.各学派解释了特定背景下小农的经济特征,但不能较好解释当今中国的小农经济.从中国转轨经济的视野出发,提出"去自给化小农"假说,分析中国农户经济正在经历"去自给化"的过程,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生活、社交及文化等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并由此提出加快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     

国外农户经济研究理论述评

从五个方面评述了国外农户经济理论:农户经济理论的经典研究;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争论及其综合;把风险和家庭时间纳入分析框架的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农户经济理论和工农业关系中的农户经济理论。不同理论流派都有其视野局限,在运用国外农户经济理论分析中国农户经济问题时必须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中国小农经济"过密化"假设存在的问题

"过密化"假设也可以看作小农学派的代表之一."过密化"假设强调人口压力,关注劳动生产率.当"过密化"假设和小农贫困化紧密连在一起时,造成该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并不在人口压力或劳动生产率,而是在农业税和地租,或者说,在于政府行为,而与小农理性的产业化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当"过密化"假设和小农贫困化紧密连在一起时,该问题的研究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的主要失误,则在于想避开与马克思学说有联系.     

农户经济理性问题的理论争论与整合

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形成了实质主义“道义小农”理论、形式主义“理性小农”理论的争论及“综合小农”的理论综合,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小农经济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处在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其经济理性行为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变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检察工作社会化之再思考

由于传统的模式诉讼在处理现代问题时所具有的费用高昂、民众难以接近法院等弊端以及法律的转型和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亟须检察工作社会化.检察工作社会化包含检察机关执法形式的社会化、执法过程的社会化和执法效果的社会化.检察工作社会化总的原则是“从人民的角度看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找答案”,检察工作社会化应当以公共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最迫切需要满足的利益需求为导向.在检察工作社会化的过程中,会面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和司法改革的次序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论中国小农户的前景与出路

如何认识仍然占农户大多数的传统小规模承包农户,进而制定合理的支持引导政策,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城乡一体化趋势下,界定小农应从土地规模和农业收入两个角度来考虑,而且要认识到中国小农是一个"多面体"。对小农的发展前景主要有"小农消亡论"和"小农美好论"两种主张。不过,从现状和国情来看,积极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并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因地制宜,走多元化、混合型道路更具可行性。考虑到中国小农数量巨大且分化严重,国家应多措并举,既继续减少小农,又真正联合小农,同时加强对小农的扶持。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中国君主官僚制政体建立初期之经济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在以大地产制为特征的"领主制经济"消亡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在战国至西汉初期阶段内,产生的是人均五口、户均百亩的小农家庭,尚不存在一个新的拥有广大地产的"地主阶级",君主官僚政体即建立于小农家庭基础之上,而非王亚南所言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基础之上。但在以后各个王朝阶段内,因君主官僚政体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国家土地买卖政策的松动及赋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社会分化与"地主阶级"却又必然产生,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君主官僚政体国家政权与"小农家庭"和"地主阶级"关系的重构,君主官僚政体国家也最终成为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     

“过密化”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以湖州小农家庭缫丝业为个案

一、理论与问题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分为“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两大学派,它们都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可能继续的事实,从而有异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但是对于小农家庭在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两派则大相径庭。 “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 W.Schultz)的《传统农业的改造》(Tran 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此书的中心论点是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愚昧,没有理性,相     

论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以清中期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本文的结论是: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同时,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我国正处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于指导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结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小农经济理论:指出农民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主体,而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农民同时也具有经济理性和经济利益;提出"三位一体"来实现小农经济的规模经济;通过提高农民,用科技武装农民和农业;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产业融合以及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等来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习近平在小农的地位、性质和特征、小农经济规模路径和现代化路径等方面坚持、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为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农村金融组织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既具有经济理性,又具有社会理性,社会理性约束经济理性。当农村金融组织实现经济人属性最大化时,必然对其非股东利益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实现构成限制条件,并且其经济行为嵌入到各种社会结构之中或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结构或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约束,以实现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在社会本位法哲学的影响下,其承担社会责任无疑具有正当性。其在交易对象、服务内容、风险防范和政府干预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承担社会责任的质的规定性。按照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应建立权利塑造、主体建构、行为约束、风险防范和政府支持等法律制度,督促农村金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