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及其规避

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然而,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的"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失灵",即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在解决"市场失灵"过程中,还存在着治理中的政策失误与低效率问题.有鉴于此,解决"市场失灵"之时规避"政府失灵",就成为优化公共治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试论监管型政府的法治构造

基于矫正市场失灵等问题,监管制度应运而生,其价值优势是在与诉讼、国有化等方案的比较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是监管型国家(政府)崛起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市民社会等制度与社会因子前提下的监管型政府,越发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法治则是监管制度的内在元素与基本要求。中国监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在方向上是逆向而为的,明显不同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法限权式的公法治理与经济法的积极授权式干预成为依靠法治构建监管型政府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WTO与宪法制度安排

入世将使中国市场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当大幅度减少 ,防止和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 ,以体现社会正义。政府失灵的根源是宪法约束失灵 ,改变宪法约束失灵和限制这种超过公众需要的政府扩张的根本途径是宪法改革 ,WTO通过对其成员国的宪法制度安排施加影响来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中国式市场型政府

我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初露端倪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阻止,至少是减缓这一趋势。在采取措施阻止这一趋势之前,必须找到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从治理模式来看,中国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最终根源。中国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诱致政府＂向上＂的制度偏好,政府＂向上＂的制度偏好促成贫富两极分化。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有效规制。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技术,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变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界定政府规制的内容、主体与工具,明确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根源。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制型政府,必须夯实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重塑政府规制的制度体系,提升政府规制的能力水平,创新政府规制的方式方法,抑制政府规制的寻租腐败。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失灵及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治理政府失灵,必须从制度上克制其自利性,一方面限制政府经济职权范围和立法活动,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移植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改进政府运作,通过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率。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治理：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新选择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纠错的基础上 ,提出了治理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治理理论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 ,对于推进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对“政府失灵”命题的能力求解

从根本上说,政府失灵源于政府的能力失灵。当前,我国政府失灵的能力根源可以归纳为效率性能力的流失、合法性能力的缺失、有限性能力的丧失、公共性能力的偏失和权威性能力的迷失等五方面。据此,探讨破解"政府失灵"命题的能力策略,应当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实现能力流失治理以及规范而不断创新的行政制度变迁,有效提升政府能力。     

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将"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博弈,实现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阐述"治理"理论内涵,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实质。概述我国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概况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失灵产生的弊端。进一步从国家土地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构建二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导致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失灵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统一规划公共治理目标、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财政体制改革、监督与惩罚机制建设等五方面,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对策建议。     

政府与信息化时代的治理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正在改变政府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治理 ,作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状态下 ,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之一。信息化时代的治理模式 ,促成了政府职能的演变。同时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刺激下 ,出现了电子政府的概念 ,成为支持信息化时代治理需要的新思路     

论政府在农村土地市场化中的职能——兼评胡亦琴《农村土地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一书

政府作为转型期制度创新最具优势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进化和＂均衡状态＂的打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改革初期,＂政府主导型＂模式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初步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探究政府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正确定位与制度、机制供给的重要性,研究政府调控的得失,构建推进农地市场化进程的宏、中观政府规制框架,提出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健全农地流转机制、规范农地市场运作、强化农地市场化法律支持等对策建议。     

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困境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目前仍在继续深化,真正自由的市场仍未建立,政府仍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仍以各种方式干预市场,这也是政府未能足量提供非经济公共物品,以及政府部门和官员频繁伸出"掠夺之手"的主要原因。政府自建国来一直未能建立系统的权力配置与约束体系,未能按照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设计权力约束机制才是困境根源。建立真正自由的市场和民主社会依赖政府的转型,转型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应制度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政府内部审计制度;优化国家审计的治理机制,促进政府治理走向"善治"。     

浅析“中国模式”产生的哲学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角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近年来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话语。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尽管褒贬不一,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适应于中国国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的发展模式,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困境研究——基于“政府失灵”视角

社区参与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但政府干预行为不当又造成“政府失灵”,严重影响社区参与的进一步发展。文章通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政府不当行为的种种考察,指出与社区争利、调解矛盾不力、偏袒开发商、以权谋私是目前造成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并对其不当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民间社团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关系

民间社团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演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民间社团的初步发展为＂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模式的形成提供必要条件;民间社团的勃兴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使得善治成为其追求的直接目标。民间社团是伴随着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逐步转变而日益发展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对中国追求善治的政府治理目标起到正向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