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前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规范形成、定型的时期，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苏雪林的《唐诗概论》、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等综论性著作已经摆脱了宁明以来点评、鉴赏式的旧思路，开创了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和加深唐代诗歌“史”的研究的新局面，同时，闻一多、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的作家作品考证工作也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初直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比较大，前进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林庚、马茂元、陈贻Xin等学者仍能从文学、诗学的内在特质出发，对唐代文学进行纵深研究，其中林庚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说传神地揭示了盛唐诗歌的神髓，影响深远；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最后20年，是唐代文学研究复兴和再次繁荣的阶段。人们在认识和反省前30年所走的一些学术弯路之后，开始重建学术规范，其中陈贻Xin、傅璇琮的作家研究，袁行霈、罗宗强的理论分析，葛晓音、赵昌平的诗学探讨，吴汝煜、陈尚君的资料考证尤具学术个性，富有典范意义。     

论唐代私学兴盛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私学的兴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科场文化背景,对诗歌的影响既体现在诗学观的建构上,也反映于文人生存方式、创作祈向等方面。如王通河汾设教、《春秋》新学及《文选》学的传衍对唐代诗学观的嬗变皆有促进作用。受科考以文取士的影响,唐人的家训蒙学更注重诗赋教育,而文学实践的家族化倾向,则展现了弦诵风雅的世家风范。文人隐读修业,多功利色彩,但创作上奉贾岛为宗,走苦吟一路,诗风清丽冷峻,多有山林禅悦之气,对宋初晚唐体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从《毛诗序》与《古今和歌集》序的比较来看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带给了日本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本土独特的文化环境,日本并未完全吸收儒家思想,而是进行了一些变异。本文欲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论《毛诗序》与日本歌论基础的《古今和歌集》序之比较这一角度出发,从诗歌的本质、诗歌的社会功能两点入手分析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并探究发生变异的原因。     

元兢《诗人秀句序》释论——兼论其诗学对初盛唐诗歌发展之意义

保存于《文镜秘府论》中的元兢的《诗人秀句序》是初唐时期一篇重要的诗学文献。在初唐诗坛重物色、尚绮错的时代背景之下,它以铨选历代秀句的方式,通过重新诠释谢朓的诗歌遗产,直接继承钟嵘和刘勰的诗学传统,重新强调诗歌要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辅以“物色”和“绮错”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具有辩证而多元的特点,并与他的声病说有着深层的统一性,在唐代诗学与诗歌发展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唐代诗歌从初唐向盛唐的转变。     

黄节《诗学》研究

《诗学》是近代研究中国诗歌的开创性著作 ,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评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关于中国原创诗学的一个观点

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认为,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受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摹仿—情感的"(mimetic-affective)诗学;日本和中国的诗学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是一种"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世界上没有一种诗学是建立于叙事文学之上的。中国原创诗学是《诗大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为何中国原创诗学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并认为《诗大序》之前的古代诗论,特别是孔子和司马迁的诗论,也是中国原创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门关在唐诗中的歌唱及其文学意义

玉门关是我国古代西北的一座著名军事关塞,地当丝路之交通要道.汉代和隋唐时期的所指“玉门关”并不相同.唐代有许多诗人咏叹玉门关,由此产生了一百多首诗歌,或叙述从军征战,或抒写念远思亲,或表现边地荒寒,或描写塞上风情,内容广泛,色彩鲜明.这些诗歌,不仅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后代诗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诗歌对玉门关的歌唱,赋予玉门关更为丰富的象征意蕴.     

日本汉诗吟咏现状及其与中日交流的关系

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大的海外支脉。日本人将汉诗以日语语法和训读音完整地加工成为日文汉诗,辅以日式曲调吟唱,＂汉诗吟咏＂逐步形成并日趋成熟。当今日本的汉诗教育有国民基础教育和专业吟诗学院教学两种主要方式,汉诗吟咏流派众多,爱好者遍及全国。尽管如此,汉诗吟咏活动仍然面临着爱好者老龄化、后继乏人的困境。加强中日两国在汉诗吟咏方面的互动交流,建立中日吟诗交流组织,积极举办吟诗交流会和开展面向学生的以诗歌为主题的修学旅行活动,是培养日本年青一代对汉诗的兴趣、帮助日本汉诗吟咏活动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     

日本俳句里的中国词曲印记

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的亲缘关系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但在具体论述时,人们往往把视线局限于中国诗歌的狭义范畴之内,很少涉及到中国诗歌广义范畴所包含的词曲领域.其实,日本俳句里的中国词曲的印记也相当明显,可惜至今对其探讨甚少.中国诗歌与日本俳句具有"全方位”、"多层面”的亲缘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论中国的“日本词”研究

文章对中国学者关于日本词的研究作了系统评述。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夏承焘先生对日本词的关注与评述;第二部分论中国词学家对日本词的评价;第三部分对中国的三部涉及日本词的选本即《域外词选》、《日本词选》、《日本三家词笺注》分别作了论述。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对日本审美思想的影响

论述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对日本诗学、中国古代绘画对日本绘画、中国雕塑艺术对日本雕塑艺术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日本艺术在模仿中的创新特点。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特征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在研究分布上南重北轻;二是在研究方向上呈现出专而精;三是在研究内容上重点突出及以考论见长;四是在研究时段上三阶段稳步发展;五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本细读与分析。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特点,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论诗歌的再生--兼论翻译过程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动态因素

文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古典诗歌、日本诗歌、英美现代意象主义诗歌和中国早期白话诗之间的传承影响为例,论证了原语诗歌是通过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动态因素,如原诗文本、译者、译语读者等的共同影响,来实现译语诗歌的再生,从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发展.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现代诗歌中却出现了变化,韵律不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无韵诗、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批优秀作品,国外如惠特曼、艾略特、波德莱尔、纪伯伦等也是公认的巨匠.本文针对张中宇关于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新诗中的韵律与诗歌繁荣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品藻：李德懋诗评品格的体现

李德懋作为一位饱学中国诗学理论的朝鲜文学家,他在品评朝鲜与中国的诗人诗作时,善于运用品藻的批评方法去评点与比较中、朝、日等国诗作在风格类型、体制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品评优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意新语工之品(诗歌修辞批评),其二是辨味之品(诗歌风格批评),其三是格调家数之品(诗歌比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