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论《易传》之“象”

文章在对<老子>、<庄子>所论"象"范畴描述的基础上,集中对<易传>中的"象"范畴加以分析.指出<易传>中"象"与其对应的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是模拟象征天地万物变化的卦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审美意义,但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审美形象.因此<易传>中的"象"在由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转化的中期到了重要作用.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日本文化对异文化的受容模式--以古典文学为中心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异文化的民族,通常是通过"拟似"、"驯化"、"创造"这一模式来受容异文化的.本文通过<怀风藻><万叶集><日本灵异记><三教指归><十住心论>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对这一文化受容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道统文化与审美语境的消解共生--对金圣叹《水浒》释义文本的释读(二)

<序二>与<序三><读第五才子书法>,由于处在道统语境与审美释义的对话困境之中,金圣叹预设"忠义"与"水浒"的现象对立、"朝廷"与"绿林"的现实对立、"施、罗"创作的本质对立,从而确立其腰斩和评点<水浒传>的理由与权力.再从<水浒>与其他"圣贤书"、"才子书"的对比释读,完成对文学文本的审美释义,从而确立其独特的小说批评体系.     

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

社会上对贬损鲁迅的反击余音未了,又有人搬出了周作人当年的理论来解读<伤逝>,认为"<伤逝>是鲁迅意在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写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难言的隐痛".这是否定<伤逝>社会意义的说法.<伤逝>并非写"兄弟情",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先秦文学风格观对刘勰“风骨论”的影响

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代表的诗经时代文学风格观念与"风骨论"有着渊源关系,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文学风格观都不同程度地对"风骨论"产生过影响,先秦诸子和魏晋玄学的风格观对"风骨论"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正是刘勰从"宗经"、"征圣"的复古立场出发,提出了古代文艺理论中属于内容方面的重要范畴--风骨论.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

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他以"十表"为"微言大义"的直接表征,再通过<史记>的其他形式择其重点对"微言"进行注释,达到深化"大义"的目的.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诗经》“氓”字考辨

在<诗经>305篇里,"氓"字仅出现在<卫风·氓>一诗中.<氓>是<诗经>里著名的叙事诗,流传既广,影响亦大.但因时代久远,争议颇多,尤其对"氓"字的解释,莫衷一是.然而,"氓"又是诗中较为关键的字,"氓"字的准确释义对诗的正确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不揣浅陋,就"氓"字音、义作一简单考辨.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散文诗的文类批评

世界散文诗已经有了 1 5 0年历史 ,对散文诗进行文类研究 ,不难发现散文诗已经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由于散文诗文体的易变性 ,散文诗被认为是诗或者散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散文诗文体的稳定性确定了它的文体独立性。中国散文诗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都源于没有确立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类     

散文诗与杂文异同论

散文诗是诗与广义散文的一体化融合,而广义散文包括着杂文。学界却存在着混淆杂文和散文诗文体的现象。本文试论散文诗与杂文的异同;提出了杂文式散文诗与散文诗式杂文等重要概念,并进行了说理论证。     

论古今讽刺诗之间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从我国讽刺诗自古以来就有着优良的历史传统 ,古代讽刺诗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方法等方面对现当代讽刺诗的深刻影响 ;现当代讽刺诗对古代讽刺诗在上述两方面的学习继承与发展创新 ,论述了古今讽刺诗歌的传承、发展的基本流脉。阐明了古今讽刺诗歌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和新时代的变革性。指明其间的传承与发展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胳     

论张问陶的饮酒诗创作

张问陶的饮酒诗在其诗歌创作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酒伴随着船山整个诗歌创作生涯,饮酒诗无论是从数量之多还是其内容的丰富性来看都成为了船山诗歌中不可小觑的特征。本文将先概述船山的诗酒人生,接着剖析船山饮酒诗的丰富内容,最后由此探求其饮酒诗的风格特色。从而全面地论述船山的饮酒诗创作。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杜甫《月夜》

杜甫的《月夜》历来被学界看作是诗人向妻子表达思念的深情之作。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此诗，从诗中的“叙述视角”、“居处意象”、“身体语言”等方面寻微探幽，挖掘出潜藏在文本中的男性主义立场。该诗是诗人转换叙述视角后表达隐忍欲望的一首类“闺怨”诗。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非乐府《白头吟》辨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又被收为乐府《白头吟》,从乐府诗的要素本事、风格两方面来看,此诗并非一首乐府诗。而对其刊刻流传进行梳理后,可以认为是误用乐府《白头吟》之名。     

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

唐代诗人的创作实绩与诗学理论的建树不相称已成学界共识,但白居易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诗坛巨匠,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亦具有相当的总结性,而且是研究唐代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无法绕过的一环;因此,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了白居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往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往往是观乎其内,而无超乎其外,没有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源头进行有效的探索,所以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尽管场面热闹,却终隔一层,总有说不圆的地方。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拟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作一追溯,考镜源流,以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