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城乡居民消费：攀比效应渠道

本文基于封闭条件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攀比效应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假定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如果居民过度攀比，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取决于消费的外部性与垄断扭曲的相对力量。为检验这一结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是否适用，本文利用VAR模型和IRF进行检验，并证实我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差异性影响，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累积效应呈放大趋势，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累积效应在长期中则趋于稳定。最后本文提出我国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进行干预的建议。     

支持增长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超低利率环境的视角

基于我国货币政策偏好支持经济增长的事实,构建包含超低利率环境的动态模型,考察了超低利率环境下支持增长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超低利率环境下,若央行选择最优相机抉择,央行是否偏好支持增长型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无关紧要;2.最优承诺机制下,超低利率使得支持增长型货币政策降低了央行的福利水平,但逆向冲击发生之后,这一政策有效保障了经济增长,因而仍不失为央行面临逆向冲击时的明智之选;3.相对最优承诺机制,超低利率环境使得最优相机抉择机制下支持增长型货币政策引起产出缺口等变量更大的变化,因而也引致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超低利率环境下,央行应选择信守承诺,并采用支持增长型货币政策以抵御逆向外生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具有现实可行性,尽管这一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政策成本。     

稳杠杆和稳增长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针对货币政策如何对宏观杠杆率作出反应的问题,构建福利损失函数、动态IS-NK-Phillips曲线和自然利率内生决定方程所刻画的宏观经济约束环境,求解引入宏观杠杆率的最优利率和数量规则,并基于中国1996～2020年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GMM方法和State-Space方法分别估计固定参数和时变参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发现,中国最优利率规则和数量规则均具有显著盯住宏观杠杆的政策取向,且最优利率政策操作相比最优数量政策更具主动性; 最优利率规则促增长同时宏观杠杆率较为稳定,而最优数量规则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容易引发宏观杠杆率大幅波动; 面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央行更加注重稳增长的同时包容温和通胀和适度杠杆。央行应对宏观杠杆率予以关注,发挥利率政策促增长的同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进一步拓宽优化中国利率政策框架,延伸名义利率调控通货膨胀、实体经济和宏观杠杆的宽度,由不稳定规则转变为稳定规则,增强利率政策对宏观杠杆目标的调节功效,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零利率下限视角下宽松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假设,当经济下行期时各国政府出台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采取美国的量化宽松措施,以期刺激经济。同时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条件,作为宽松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前瞻指引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期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当零利率下限不存在时假设它是存在的,或者存在时假设它不存在,就不能正确描述期限结构模型,据此得到的利率期限结构发展趋势是不合理的,这将会导致政府监管政策和企业风险管理决策失误。     

名义价格黏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货币供给作用于总需求,二是总需求作用于产出.后者需求的变化能否引起产出的调整取决于名义黏性的存在性及其强弱.名义黏性包括工资黏性和价格黏性,工资黏性的存在有助于价格黏性的形成,价格黏性是货币产出效应产生的微观原因.中国的产品市场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具有一些特质,因而价格黏性很强并且形成的微观原因很特殊.极强的价格粘性保证了货币政策在第二环节的效果.这一结论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为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找到了方向.     

消费需求的决定作用及几个相关问题

针对 1 997年后出现的通货紧缩 ,我国实施扩大国内需求、促使经济景气回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效果之所以不显著 ,可能与政策着力点选择上的偏差有关。最终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 ,而且决定着投资需求 ,是总需求的基础 ,扩大总需求关键是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投资支出具有需求和供给双重效应 ,因而不是克服由生产能力过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最佳途径 ,对付通货紧缩应以扩大最终消费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基本的着力点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建模分析

通过建立包括总供给、总需求、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方程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中国在物价稳定目标下面临不同冲击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问题。尽管在货币需求冲击下，利率中介目标优于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但由于利率目标的局限性，中国将来不宜采取单纯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而宜采取以利率为操作目标，以通货膨胀目标为“名义锚”的货币政策框架。     

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一方面存在着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严重，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极为不协调。经济失衡的复杂性，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成为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因此，面对新的形势，确定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通过两大政策的配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优化总需求结构。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通过在实物期权模型中引入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通过不确定性与利率渠道对中国企业R&D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泰勒规则度量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的方法，并构建双阈值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联储非预期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R&D的非线性负向溢出效应分别由机制Ⅰ(经济繁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和机制Ⅱ(经济萧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刻画。机制Ⅰ中的负向溢出效应大于机制Ⅱ中的负向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所有权性质、行业属性具有异质性特征。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分析

从我国经济的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 ,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 ,因此 ,货币政策应采取需求性的货币调控模式。相应地 ,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应选择利率而不是单纯的货币供应量。同时 ,利率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单纯地瞄准完全的市场化利率体系 ,而应该是建立一种对利率进行间接调控的利率体系     

国际游资流入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机制分析

近年来我国发生大规模国际游资流入,根据国际游资流入规模和资金投向特点可将此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资金投向国内增长迅速的热门行业;第二阶段资金押赌人民币升值,主要投向长三角房地产业.大规模国际游资流入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不确定性外部冲击,这种不确定性冲击在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两个方面都显著地表现出来名义变量即符号包括货币、利率、汇率、价格、工资等变量,实际变量主要有外汇储备、制度创新等.作为对策,当前最重要的策略是应当设法削弱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更为有效的根本性解决办法是选择适当时机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变外汇储备"只能增、不能减"的政策思路以及审慎对待资本账户自由化.     

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有效性分析

采用2002-2010年的月度数据,在V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发现股价、货币供应量、利率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股价变化同方向,而利率变化与股价变化反方向;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虽然都能解释股价的变动,但其作用相对于股价本身来说显得微乎其微;货币供应量与股价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利率与股价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得出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影响股票市场的结论。     

如何应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矛盾及新挑战

我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宣布退出全面反危机的扩张政策,之后,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矛盾与新挑战,具体表现为宏观三期叠加矛盾、微观三大结构性矛盾、国内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国际修昔底德陷阱挑战。其中,宏观为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反危机之后的消化期三期叠加,微观为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实体经济和金融货币、房地产部门发展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同时,我国经济出现“滞涨”的可能性增大,较长时间内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为应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国家明确“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特别地,国家放弃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同步,以应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中国均衡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1978—2004

货币缺口是现实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之间的差异程度,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角度看,它对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保持汇率稳定,都具有重要参照意义.本文采用均衡产出决定法、周期趋势消除法和货币供给增长率推算法分别测算1978-2004年我国的货币缺口,结果表明:(1)在过去的27年中,货币缺口变化呈现出周期性特征;(2)1994年以后货币缺口的波动幅度变窄,表明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逐步提高;(3)货币缺口对经济周期的峰值具有预警功能.     

浅谈利率市场化的利与弊

利率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市场化是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前提下,由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共同决定的。管制利率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近年我国正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要顺利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就必须充分认识利率市场化的内涵,了解利率市场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认真分析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铸币税收益问题分析

铸币税即政府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 ,一般可理解为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在通货膨胀情况下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入小于其名义铸币税收入。铸币税问题的讨论一般是同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相联系的。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发国债为核心 ,财政赤字经常化。政府可以从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得到多少铸币税收入受制于三个因素 :经济增长对基础货币的需求 ,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以及货币需求对通货膨胀和收入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