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

西方书籍史研究值得我国学界借鉴。我国书籍史研究较之西方存在以下不足：一、学术视野相对狭窄,视角单一;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不足,不尽合理;三、历时性研究多,共时性研究少;四、研究方法单一,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五、文本单一,语言与写作策略单一;六、基本上是单纯的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七、对书籍史的科学与文化生态缺乏研究;八、基本上局限于静态研究,受制于静止的文献与史料,呈现为传统的史料爬梳、罗列与静态分析、总结,因袭考据;九、书籍生产与经营研究十分＂薄弱＂;十、对书籍科技史的研究,或对科技书籍史的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十一、对书籍史研究的＂客体＂缺乏明确的界定。我国书籍史研究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就,以求能够进一步拓宽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书籍史研究的内容,使各科书籍所蕴涵的形式意义与内在意义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科学、文化与美学诸方面得到历史性的揭示、再现与还原,并且能够尝试运用诸如史性和诗性相结合的叙事性文本语言予以表达。     

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陈垣的史讳研究

陈垣的史讳研究是避讳研究的一部分,它与修辞关系密切,从史讳视角所探讨的有关避讳的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及功用等,与从修辞学视角探讨这些问题有某些重合之处。陈垣是我国研究"史讳"演变史的第一人。他的探讨也为从修辞学视角研究避讳史甚至修辞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马涅托及其《埃及史》

马涅托是出生于托勒密一世和二世时代的一位僧侣和著名的学者,他写了8部重要著作,特别是他搜集文献和口头传说的史料,写作了<埃及史>,使他成为古代埃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埃及史之父",在古典史学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埃及史>重要价值在于:他提供了第一部有系统的、完整的埃及法老史;其次,这部著作保留了古代埃及的神话与宗教思想、并把古埃及的神和希腊的神相匹对,有利于东西文化宗教思想的交流;最后<埃及史>的王朝体系为现代埃及学研究奠定了相对年代学的基础.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汉剧百年研究史:历史、现状与反思

汉剧是湖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剧种之一,它的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史.汉剧研究虽然在汉剧史、音乐形态、表演艺术、创作与改革研究以及史料的汇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与汉剧的地位并不相称,故而应在薄弱处发力.强化汉剧形成史的研究和此期相关文献的发掘;着力汉剧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极力促进文化艺术系统与高校系统学者的合作,撰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汉剧史,是今后汉剧研究的方向.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及其运用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正逐渐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也给史学研究带来冲击与挑战,中国慈善史研究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慈善史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必须重视慈善史料的挖掘整理与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主题的多元化.基于此,以明清时期的同善会为个案,运用数据库对慈善史料进行检索与研究,获得了一些新发现,这初步展示出大数据时代慈善史研究的前景.     

四川沱江流域近代糖业史研究综述——兼论糖业史研究的资料问题

沱江流域糖业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还是在糖业史料的挖掘方面,均已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度,成为了中国糖业史及手工行业史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时期沱江流域糖业发展的原貌,并服务当下该区域糖业文化的打造,还应进一步探讨酒精糖料、糖业与相关行业的关系、糖业融资、蔗糖纠纷等相关问题,深入挖掘地方文献及口述史资料等史料.     

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

在2000～2009年这10年之间,我国的出版史研究成果累累,学科体系和基本概念都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一阶段通史、地方志、断代史著述丰富;近现代出版研究成为热潮;学者们对出版史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并尝试以多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出版史,其中,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成果最为丰硕;西方书籍史从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国外优秀学者的著述成果,使得中国出版史研究日益国际化;新中国出版史研究在2008年开始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动向是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中西学术交流融汇,更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研究、推动中国出版史的发展。     

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

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与那些曾经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在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上的创造能力却显得十分孱弱。正是由于缺乏适当的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我们才会为层出不穷的劳资矛盾所折磨,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因此深受制约。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创造,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中国自己的企业传统,特别是中国近代企业已经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总结有关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成果就十分必要。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资料的整理编纂,到对近代企业的性质、企业制度的变迁、近代企业与传统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所涉猎。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也存在着就企业研究企业,就制度研究制度的趋向;同时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缺乏足够关注。如能正视这些不足,通过在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将会更好地回应现实提出的挑战。     

学识与事实:中西会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史起步阶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和现代分离、理论方法依附于西方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争也迅速蔓延到这一年轻的研究领域中来.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的深化和健康发展需要经历很大的视野调整,既不能以西方为中心,又不能停留于对中国特色的单向强调,而要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依"普遍历史"的眼光,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对中西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思考,并通过历史实证研究,揭示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特殊道路.     

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文章论述了口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人类学与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文章还借个人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思考

先秦人口史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的甄别和深入的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当前,学术界应更多地注意对先秦人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科学和理性的思考,应继续发掘整理新旧资料,从而为先秦人口史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积极拓宽先秦人口史研究的新领域;自觉借鉴应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走综合研究的道路,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倾 听 历 史 之 音--口述史视野下的清水江文书研究

清水江文书研究,既要学习继承敦煌、徽州文书甚至传统历史文献研究方法与思路,更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路径。口述史的尝试,便是对文书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归户性特征,为文书口述史研究提供良好契机。文书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要注意“点”“面”结合,考证文书或老人口中苗语侗音的自身含义,具有口述史的独特性。老人逝去,语言流逝,使文书口述史记录更具有紧迫性。文书口述史料挖掘、运用,能够弥补传统文献史料不足或局限,扩展文书研究史料途径,对于多角度、新视野探讨清水江流域乃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变化发展的多维真实情况,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山谷诗二史注的诗学研究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引典、释意、诗学研究、校勘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史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包括典故的活用、反用、借用、兼用、摘要以及句式的模仿等。二史注特别重视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诗的创作背景,总结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二史注还常常以"心解"的方法揣摩黄庭坚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在此基础上,史容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成就与价值,认为其风格高古,不容弃去,并总结了黄庭坚诗有为而作的命意特点。此外,史容注还对任渊《内集注》有所补正,并从事了校勘工作。     

中西方会计史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古代和近现代中西方会计史及其历史演进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以期准确地了解中西方会计制度各自的来龙去脉,更好地把握现行的会计制度、方法与新会计准则,在文化层面上掌握会计这门科学.文章提出应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西方会计规范巾的先进方法与做法,改进和完善我国当前的会计规范体系,以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