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庭坚《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庭坚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營)《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黄(營)的<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營)、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

本文是对钱钟书先生于《山谷诗》任、史二注所作的补注的读解。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 ,来读《山谷诗》任、史二注 ,发现了其许多长处 ,也发现了其许多疏失。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山谷诗的典故符号

黄诗选材，用典赅博，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715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四百多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出处之僻。山谷诗的这个特点，除主观原因外，与诗人客观条件有关，即由于印刷术的演进，宋朝的文化典籍比前代更为普及。本文对山谷诗用典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黄宝华点校任渊《山谷诗内集注》指谬

黄宝华点校任渊《山谷诗内集注》的印行出版,对黄庭坚研究无疑有着推动作用.然而,在其《内集》校注中,黄校随意改变书中原文,虽然纠正了任注中的一些错误,但率意处甚多.对任注中的一些错误和可疑之处,黄校也未能予以校正或说明.     

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考论

晚明毛晋大索十余年,终聚得释皎然《杼山集》、释齐己《白莲集》、释贯休《禅月集》,并将三家之诗合刻为《唐三高僧诗集》.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在补遗、校勘方面虽屡有疏误,却是此后三家诗集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为诸多丛书所收录,亦是今人整理三家诗集的重要参校本.毛晋并称三家之诗为"唐三高僧诗",是用最为简明而直接的形式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僧诗创作的一种典范,具有较高的批评史价值.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