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地气”的大众化路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让理论“接地气”.在此过程中,既要反对出现的庸俗化,又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抽象的教条.在大众化主体和大众化对象辩证统一的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地气”,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哲学解读“以人为本”

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当今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是科学的哲学命题,其思想的理论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应追根溯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生产关系”概念的制定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十九世纪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成果。由于这一发现,社会科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历史的发展被科学地看作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列宁指出:“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又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     

实践“三个代表” 掌握科学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典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就是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论列菲弗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构”

享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是法国当代“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企图按两条主线来“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这两条主线就是异化理论和国家理论。异化理论是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的根本出发点,国家问题是他进行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他的国家思想集中体现在1976年发表的《论国家》一文中,他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新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和职能。本文拟就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构”作些评述。     

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蒙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抽象、空洞地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提倡开展一场启蒙运动来抵制教条主义,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的放矢,强调理论创造,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主张明确革命的依靠力量,并详尽分析社会形势,树立中国革命必胜信念;根据中国革命特点,确立工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思想,纠正党风,提倡科学的务实学习方法。     

从传统儒生到马克思主义者──论“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儒学，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儒学，就不能树立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不能因此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变革虽然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但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同样也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虽然已经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但儒学仍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灵魂。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师辈，在接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受过传统儒学…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完整的科学概括

目前,我省哲学界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展开讨论,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意义。一九七二年,我参加广东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义》编写组,由我同另一位同志负责编写《认识和实践》这一章,是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作为认识论这一章中的一节来写的。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又参加该讲义的修改工作。张江明同志对该讲义的修改问题,从体系到一些具体观点提出了他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作为讲义的第二讲,代替原来的“物质和意识”那一讲。张江明同志的观点就是要把“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     

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和主义”之争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容回避的人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亦尽人皆知。就“五四”时期的胡适而言,如果说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却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甄别评价其政治思想时要比肯定其文化成就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内容与历史作用的分析,对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的定论提出质疑。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灵魂”

灵魂一般是相对肉体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灵魂”是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而言,是指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内容中的科学精神。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直到今天,“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一再被尖锐地提出来,成为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文试就此作一点粗浅的探讨,以求赐教。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除了能够表现在它的内容、主要原理、具体结论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这些内容、原理、结论中所内蕴的科学精神上。这一科学精神的根本之点,就是把社会历史现象作为客观对象,努力去揭示它     

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批判李洪志“法轮大法”的反动本质和思想政治危害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必须对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反科学、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 ,实质是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及其造成的思想、政治危害 ,进行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以李洪志精神外化的“法轮大法”及其本人为主宰的唯心主义“轮回说”,连同其“末世论” ,其最大的思想危害 ,在于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 ,诱惑人们从认识领域的唯心论走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论 ,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李洪志制造“具有超世界的形象”的“唯一的神” ,甚至让人们把他作为最高的“神佛”顶礼膜拜 ,是要实现其搞乱中国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李洪志的邪说连同他策划、煽动、指挥的“大行动” ,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 ,是同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对中国、反对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密不可分的。我们要从当前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 ,深刻认识坚定正确的思想政治信仰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人失去它 ,就失去一切。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而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又是以科学为前提的。科学是信仰之父。信仰又是在人们对自己不断进行自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加以巩固的。放松思想改造 ,就会成为错误政治思想的俘虏     

五四时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次大传播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极端恐惧和激烈反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就是这种激烈斗争的反映。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及其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以及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五四”的开放精神

由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思潮。这种思潮同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有着内在联系。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五四”的开放精神却较少留意,这势必影响我们对于五四运动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评价,也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 五四运动与开放意识 五四运动是在近代一系列事变的推动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化学反应”——基于化学键和分子轨道理论的抽象类比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有着丰富的内涵。它的思想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中国化的过程，只是理论对象、表现形式、实现途径的变化，基本原理特别是立场、观点、方法没有变化，主要特征是产生了新理论（“新物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伴随着革命运动、生产建设、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等外在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化学过程”，不是“物理混合”。文章从化学反应的本质特征出发，基于类比方法，应用化学键、分子轨道理论，研究中国化的过程和机理，提出中国化的条件和要素。     

哲学·科学·人道主义——评阿尔都塞“断裂”说的思想基础

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上有一个断裂时期,时间大约以1845年为界;这时马克思彻底抛弃他以前的思想,包括他的哲学和人道主义。下面我们对阿尔都塞这种“断裂”说的思想基础作一评述。阿尔都塞“断裂”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哲学总是后于科学产生的。他认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三大科学发现,在每种科学发现之后产生一种哲学:“数学(泰勒斯)产生柏拉图的哲学,物理(伽利略)产生笛卡儿的哲学,历史(马克思)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改造总是伟大的科学发现的回响。因此本质上,这种改造总是发生在事后。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落后于科学。”在阿尔都塞看来,1845年前马克思并没有自己的哲学,他只是旧的唯心主义哲学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隶;直到他完全抛弃唯心主义哲学,同它们“彻底决裂”,创立了历史科学后,才开始形成他自己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这时“辩证唯物     

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关于民族语言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思想的直接现实。从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命题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理解到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它的基本功能。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也必然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演进。历史上许多语言的分化,统一和转换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