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民主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启示

作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本杰明巴伯认为自由主义对代议制的强调和对公民参与的排斥已经使自由主义的民主沦为＂弱势民主＂。为了修正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主张通过基层民主的公民实践来培养＂强势民主＂的行动。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并为民主实践的扩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参考。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

自由主义推崇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选举民主、精英民主,具有排斥公民参与的倾向,由此产生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政治冷漠主义,导致了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就是在反思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复兴起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主张通过公民的讨论、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但是并非要完全取消或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主张以参与式民主弥补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的不足.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演变探析

在西方民主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民主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内容上和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诸多变化,形成了对民主实践重新解释的修正理论,以及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的批判理论。对经典民主主义文本的解读,从理论角度探析这些变化,一方面能明晰我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合理之处的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自身的民主政治建设。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

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它解决了现代大型复杂国家如何进行组织的问题。然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由于自身具有代表和选民分离的特点,使其具有的缺陷在资本主义晚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复兴共和主义民主来纠偏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从而构建起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恢复协商在民主中的本来之意,其理论在维系良序社会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的参与式民主——卡罗尔·佩特曼对参与式民主实践途径的探索及其启示

自由主义对古典民主的改造和对公民参与的漠视不仅导致自由主义民主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也使民主本身失去了活力.为了应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卡罗尔·佩特曼主张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公民参与,认为公民参与的实践应当由经济领域开始,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以实现一个完全民主化的参与性社会,标志着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兴起.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对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提供了镜鉴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问题

强调消极自由最大化和个人权利排他性占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某些利益或好处是无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诸多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孤立原子主义与激进个人主义、政治市场化与公民消费者化、弱势民主与温和专制主义等等。因此,在公民身份议题回归的背景下,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类型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并探寻适合当今和未来的公民身份替代模式。     

违宪审查与民主的悖论——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分析

自由主义是违宪审查制度的思想根源,而民主则存在着堕落为群氓政治的危险。民主并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应当被严格限制在政治领域。在自由与民主之间必须保持张力,并使民主定位于自由主义,从而转化为宪政民主。这样,民主为违宪审查提供合法性基础,违宪审查确保民主的良性运行。     

协商民主涵义在中西方的比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协商民主制度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协商民主概念的论述,理清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精华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基础性意义的。     

徐复观的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

为了熔铸儒家的德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采取了民主精神亦即自由主义精神与民主政体两条进路,用儒家的"文化自由主义"或者说"道德上的自由主义"涵摄与超越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精神,并借助"无为而治"这一观念从政治主体、方略、目的和人性论预设四个维度重释儒家的德治,以至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守夜人"国家理论、"有限政府"理念进行会通。由此形成徐复观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并成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     

《独立评论》中的“新式独裁”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两难选择

1930年代,《独立评论》中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新式独裁”论,但理性上仍保持着对西方民主宪政的信仰,现实的政治选择也以实现民主宪政作为趋向。不过被他们看作手段的“新式独裁”实在很难导出理想的民主政治,它体现了民族危机下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选择的两难。     

超越与困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改良主义思想,其核心内容是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这种思想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主要理论来源.他们渴望用这种理论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协调效率与公平,处理好民主与独裁等一系列问题.但在当时的中国却缺乏民主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也缺乏民主社会主义实现的群众基础,因而其失败就不可避免.     

公民身份与民主陀螺——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但如何使之良性运转起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和公民身份议题的回归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身份意味着政治自由、宪政共和国、积极参与、公民美德和公民教育,共和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这种融会贯通、深思熟虑的理解,对于克服过分强调消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弱势民主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改善国人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培养新时代合格公民,促进民主强健运转起来,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评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共和主义的评述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该书对共和主义的评述存在明显的失当.金里卡把共和主义中的温和倾向评定为与自由主义一致,而把比较强硬主张的共和主义的观念加以极端化处理,从而断定是不合时代要求的,由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缺陷的批评被忽略.共和主义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衰败以及公共价值的衰落的忧虑,而力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来复兴集体自治的价值.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述评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的理论,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相结合,诠释了"话语民主"理论,力图克服自由与民主的冲突。这种第三种民主模式——程序主义民主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的双重超越;尽管其诠释存在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被质疑其可操作性但其建设性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与自由思想关系探析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作为英国近代史上继杰里米.边沁之后最重要的功利主义者,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功利主义与自由相结合,从两个方面改造了早期自由主义理论:(1)他摈弃了早期自由主义者以天赋权利推导出个人自由权的做法,而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张扬自由的首要性;(2)早期自由主义者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保证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确定了政治自由权利。而在密尔生活的时代,大众政治逐渐形成。他明确表示:只有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才是确保自由的唯一途径,从而使民主宪政制度成为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复观对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评析——兼与儒家政治思想比较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经典自由主义主张理性至上、伸张自然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促成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形成;然而以洛克、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资产阶级追求无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牺牲平等和分配正义为代价的。他主张对自由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先秦儒家思想包含的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等核心价值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实行创造性的融合,以便在中国开创体现着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新型政治文化。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对专制政治批判中的无根理性追求——评20世纪30年代初罗隆基的政治思想

罗隆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者.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其他自由主义者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对国民党的专制政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主张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由于中国的理性主义还没有普遍地成长起来,因而,在社会上很难得到人们的呼应.在革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根本问题时,这种自由主义政治追求也就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联省民主制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自由主义思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宁协万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步学者提出了“联省民主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最终如昙花一现,直至销声匿迹。他们为初步探索中国民主政治作了一定的贡献,联系当代民主政治建设,回顾这段历史仍有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是在公民社会的逻辑起点上,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发展提出的.它通过强调民主的核心是交往的制度化和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指出民主的形成过程是商议和交往,是非纯粹的程序民主.通过对该理论在我国运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对比分析,该理论对我国的民主环境、制度建设、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实现等方面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