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都市区治理:从传统区域主义走向新区域主义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的政府碎片化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过程中,传统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是两种重要的治理思潮,并在政府跨界治理决策和政府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探讨了传统区域主义思想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起因、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实践响应、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认为尽管新区域主义受到一定的青睐,其发展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在具体的治理模式选择中,既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精髓,又要注重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构建多样多层跨界治理模式。     

欧盟海洋治理模式论析

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使欧盟开始关注海洋治理,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特定的治理结构,囊括主体、客体、机制和目标四部分。欧盟海洋治理模式反映欧盟与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受到治理区域、治理能力不对称程度和治理意愿强弱三个因素影响。在海洋治理域内,欧盟的海洋治理模式主要依据治理能力划分为竞争型和主导型,其中竞争型治理以制度竞争为主要手段,通过国际规则处理与全球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关系,而主导型治理下欧盟发挥关键性作用,推广规范和标准。在海洋治理域外,欧盟的海洋治理模式依据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划分为参与型和兼容型,在参与型治理下欧盟发挥辅助性作用,在兼容型治理下欧盟倾向于减少制度竞争,推动治理机制对接。欧盟海洋治理模式面临治理能力与意愿不匹配、成员国协调困境和主体地位弱化的局限性。未来欧盟将持续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实践中完善和扩展治理模式。     

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挑战和启示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其气候政策与法律的推进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的间接减排模式、《京都议定书》出台之后以降碳为中心的强制减排模式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出台以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自主承诺模式。自提出2050年建成“碳中和大陆”以来,欧盟积极推进碳中和立法,实施“绿色新政”,出台《欧洲气候法》,并启动“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计划,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气候行动评估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欧盟碳中和立法对我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启发,我国需要对欧盟在引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以及实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制定《碳中和促进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

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主义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而非像地区主义较为成熟的区域更加关注人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治理体系,而是要依靠非正式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各国认知形成,依靠软法实现治理目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TEMM)在21年的合作实践中不断构建环境共识,相互给定合作身份,继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环境共同体社会;借助国际环境协定安排,帮助并促进各国履约,通过提升各国国内治理能力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形成区域治理规范,探索出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可选路径。因此,这一机制在众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级别最高,对各国环境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中心。该机制的治理实践为复杂地区形势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合作经验。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治理

19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推动着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通过认识＂新区域主义＂与＂区域治理＂的兴起与发展,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区域治理模式,呈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经济发展建设、区域安全协作、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同构模式。     

欧盟跨国治理经验及对中国大都市圈治理的启示

推动都市圈建设是当今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欧盟作为一个跨国政治经济联盟,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典范,其成功的跨国治理体制机制促使商品、资金、服务、技术、人才等实现了跨国自由流动与重组.全面分析和借鉴欧盟跨国治理的成功经验,无疑对完善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跨省都市圈的治理体系和促进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可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促进大都市圈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大都市圈双层治理结构,研发和开发大都市圈多元化机制政策工具等方面来构筑跨界治理体系,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协同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调查

中国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乡政村治”新体制取得了卓越的乡村治理绩效.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需求和新矛盾使得乡村治理与和谐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2007年以来,浙江省舟山市回应农村社会发展新需求,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建构了以“协同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服务机制.同时,这一机制创新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机制碎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制度现象及结构特征。为此,需要对机制碎片化这一治理新情况给予重视,探讨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成因与后果,并就如何进行有效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当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新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必须对日益显现的机制碎片化及其复杂性状况加强研究、有所应对,发挥中国自身应有的作用,并创造性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多元价值中的自由——当代西方自由多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在价值越来越多元的西方世界,自由主义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多元主义的出现正是自由主义应对这一挑战的产物。自由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价值多元主义的合理内涵,并据此进一步调整了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形成了重大的理论影响。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

地区间主义是欧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一种创新形式,欧盟印太战略是地区间主义在印太地区的新实践。在地区间主义的功能框架下考察欧盟印太战略,基本可以认为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平衡印太地区大国关系、推进欧盟与印太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建设、推动欧盟和印太地区国际关系合理化、提升欧盟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强化集体认同等作用。但是,由于欧盟内部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限制、成员国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不对称性以及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制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欧盟在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上存在限度。未来,欧盟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印太战略、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作为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     

中国新时代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新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的角色扮演有了新理念和新实践,中国发展的新动向为海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动能.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从视角上出现"重新发现政党"的新趋势,但研究范式和核心理论仍未摆脱"威权主义"的窠臼,议题设置也显示出更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发展"中国能力"的需求愈发强烈,但各国的中国认知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有长路,我们需要以"学术多边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转变.     

从单一垄断到多元互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多维视角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单一垄断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政府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国相继进行了政府治理模武的治道变革,出现了从单一垄断型政府治理模式向多元互动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嬗变.与之相适应,政府治理模式由一维视角向多维视角转型.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包括: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企业化政府治理模式、费利耶的四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未来治理模式.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国际潮流中,中国的视角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重新思考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时可以借鉴的欧盟经验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食品和饲料的恐慌使得中国开始重新思考有关饲料和食品安全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模式.欧盟在经历了1996年的疯牛病危机后,其如何改革食品安全的监管模式对中国有借鉴作用.欧盟在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但仍需面对诸多挑战.以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中国改革实践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处于双向互动之中。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中国政治发展一些重大问题的宏观探讨和中国政治发展时政热点的分析上。民主政治模式、新制度主义模式和治理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解释模型,实现“善治”与“和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创新、推广基层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则可以被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步骤。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代工产业中的劳工团结:以兴达公司员工委员会试验为例

中国沿海地区兴起的出口代工产业存在血汗工厂的现象与这一地区跨国品牌外来资本本地政府外来工人这一独特的产业生态密切相关,全球化力量正在改变传统的劳动保护模式。本文论述的是沿海地区一家代工企业在跨国网络的力量促进下进行的一项工会试验,与中国组合主义的工会模式不同的是,兴达公司的这项企业内部工会试验得到了资本方、跨国品牌、国际倡议网络的有力支持,从而说明这种内部工会模式对于增进工人团结的积极意义和有限性。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海洋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海洋产业的崛起和对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国内海洋生态治理起步较晚,治理成效不显著,现行治理模式弊端突出、现代化程度不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理念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吸收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东盟等主要海洋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经验,立足于本国海洋生态环境现状和现行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不断完善海洋治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全力构建相对完备的规划体系,强化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促进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海洋生态治理,加强区域合作,推进中国海洋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东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问题研究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欧盟参与东亚安全治理：行动与局限

长期以来,欧盟积极参与了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治理,其在东亚地区的行动反映了欧盟推动其安全战略、促进其国际地位提升的努力。但是,对东亚地区安全治理的参与同时也显露出欧盟能力上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欧盟对参与东亚地区安全治理提出的大量战略文件和规划,并不能够完全得到贯彻和推行。本文试图在对这些战略文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欧盟在东亚地区参与安全治理行动进行梳理,进而探讨欧盟在该领域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