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思想及当代启示

革命年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分析了信仰培育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主义”是指引方向的“旗帜”、是实现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与“精神支柱”、能够促进党员与民众的双重“觉悟”;认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两个明确的目标”“人民即上帝”的价值目标和道德追求是信仰培育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从加强思想理论教育、重视人民利益、严明党的纪律等方面阐述了信仰培育的方法。重温革命年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思想,对于新时期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重要启示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党内信仰培育的探索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党员干部经受各种考验、应对各种风险的精神支柱,毛泽东的党内信仰培育即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毛泽东的党内信仰培育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红色革命政权的存在是毛泽东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思想的坚定力量,根据地的扩大是其现实动力.面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纠正错误的思想,主张党员干部社会调查,注重工作方法,这些为新时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供了一些方法和启示.进入新时代,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党员干部在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要着重提升全社会的信仰认知,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信仰融入社会实践之中,用毛泽东的党内信仰培育思想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逻辑与“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是人民立场、唯物辩证的科学观点与方法的辩证统一，其“理论与现实双向趋同”的整体性逻辑构成“两个结合”的深层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源于青年马克思对“理论与现实”矛盾的解决，开启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层剖析，以哲学立足现实，创立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在这一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让现实印证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由此，社会主义学说被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奠定了科学前提。“两个结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双向趋同，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知和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共一大对社会主义实践目标的确立,为毛泽东开启“中国化”思考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对科学理论应用中个性化问题的理性认知,则是他具体探索和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毛泽东不仅科学揭示了“中国化”的内在特质在于“具体化”,而且详细阐述了实现“中国化”的根本手段,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还深刻指明了“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浅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渊源

本文从分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渊源的目的出发 ,梳理了中国绘画“成教化 ,助人伦”的教化传统、“五四”前后文化领袖试图改良、振兴中国美术以适应救亡图存现实需要的主张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     

“结合”根据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马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伟大事业。“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的产物和表现。事物的根据是构成事物本质的内部矛盾。“结合”的根据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运动。理论与实践的能动性决定二者各自趋向对方，它们的矛盾本性要求二者相互结合，它们的发展本性决定“结合”是过程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结合”的关键在于创造。创造引起发展，构成发展，推动发展。正是因为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才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实现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结合”的辩证本性才得以现实地展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与重建之路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科学的、现实的、崇高的信仰,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处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双重境况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严重的挑战。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我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理论和科学信仰的统一。今天强调信仰重建,旨在反思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失误。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信仰底蕴,以达成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     

为历史伟人而辩：毛泽东评价“争议”论析

毛泽东作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伟人，代表着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和一种价值导向。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早已对毛泽东作出客观评价的历史背景之下，由于毛泽东评价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极端重要性，直到今天，理论界和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很多关于毛泽东评价的“异质化”声音，甚至存在一些尖锐对立的争议。在毛泽东评价争议的背后，既有主观上的政治立场或学术上的理论方法因素，也有客观上个人经历或社会现实利益的折射。要真正对毛泽东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撇开个人利益和恩怨，以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是否促进中国的社会进步为标准，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和科学方法为支撑，为后人准确勾画出毛泽东的真实肖像，以彰显历史伟人的多面风采。     

比较文化视阈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梳理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阈下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行理论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之比较为其现实背景,学习和汲取西方先进文化为其思维起点,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思考核心,融合和创新中西方文化为其理论趋势.     

论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科学化理念

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培育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关键一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科学理念的指导与牵引.本文重点探讨了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三个科学化理念:由大学生成长规律决定的“在引导中成长”的理念;由信仰生成规律决定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由沟通趋同规律决定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三大科学化理念相辅相承,它们共同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整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析

该文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为视角,以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的机制、内在原因以及变化的情况,并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解决路径加以深度剖析与把握。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提高大众的主体性、积极性,解决民生问题,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得以推进与落实,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牢固树立。     

毛泽东辨识“孔子”的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与历史批判方法，在“用”和“体”的层面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辨识、批判、重释、改造儒学的重要论断和哲学成果。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处置和辩证思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在辩证生成、曲折发展中发挥科学理论与文化传统双重效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一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戒”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二是毛泽东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思想先导作用;三是毛泽东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根基。     

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逻辑起点及其诠释范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本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视域”、“中国传承文化视域”以及“现实的社会实践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构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本解读语境中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深入的文本学解读可以发现，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中内蕴着一种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范式即实践诠释范式。     

论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精神及其双重超越性

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精神可以界划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团结群众、提倡“公大于私”、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原则。毛泽东集体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具体实践共同作用的理论产物。毛泽东集体主义精神的实现路径具有多元性，他在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原则时尤为注重恰当处理多重矛盾之间的复杂关系。毛泽东集体主义精神在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实现了对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双重超越。     

毛泽东的“问题教学”思想与当代创新教育

毛泽东的“问题教学”思想是一种善于以问题为纽带启发学生、以培育学生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思想。其基本内涵与创新教育对培养人的问题意识的核心要求不谋而合。鉴于毛泽东本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对毛泽东“问题教学”思想进行归纳梳理和相应的理论提升,探讨其对当代创新教育的启示,可为当今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直接现实的借鉴参考。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逻辑生成及历史意义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首次对“文化”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和全面阐发的重要时段，标志着毛泽东唯物史观的成熟和完善。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要义：一是文化具有独立性，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文化有其自身生成发展规律；二是文化内涵丰富，意识形态是其核心内容；三是文化作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政治有着重要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形成确立的“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现实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和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影响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东是在19世纪末中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他以后革命生涯中打下了常常的烙印，正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把握使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和合理成份经过继承，改造和升华，已经成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

“三个务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务必”之间价值同向、逻辑互补、相辅相成，分别从根本要求、作风保障、动力支撑三个方面阐释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强化什么样的政治自觉、保持什么样的政治品格、具备什么样的政治能力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践行“三个务必”，必须以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根本、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为前提、以加强党的组织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完善管党治党的体制机制为关键，推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

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内含着“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几个重要部分;同时,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指导、时代需要的把握、社会实践的体悟等方面表征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进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