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医疗伦理问题前瞻

普适医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基于技术引发的医疗革命。普适医疗开创了新的就医模式,拓展了人类的健康观念,促进了医患生态的和谐化,提升了医疗系统的效率,同时为有效应对现行医疗体系的重重困境指明了方向。普适医疗带来颠覆性医疗变革的同时,也将引起传统医疗伦理的冲突与流变：医疗隐私范围无限扩展、“医疗信息数字化”带来隐私泄露或被恶意利用、个体医疗隐私控制权进一步弱化、在线医疗纠纷和基于智能医疗系统的医疗事故责任难以界定、电子医疗ID引致偏见与歧视、医疗数字鸿沟和医患关系物化加剧等。有效应对和规避伦理风险,需要完善普适医疗技术设计,需要制度和伦理的协同制约,更需要培育一个德性的社会环境。     

电子货币时代的伦理挑战与应对

电子货币作为当代货币的新形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伦理关系,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隐藏在电子货币中的伦理风险、网络外部性的负面影响、技术发展与伦理的日益背离,都是人们在电子货币时代要面临的挑战。而对此问题的应对,则更加依赖于道德力量和伦理价值及其与法律的相辅相成。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我国刑法立法观的选择与协调——以对刑法及相关规范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立法整体呈现三方面的趋势,即增设大量新罪、扩张个罪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个罪刑罚处罚。刑法学界就我国未来立法的应然走向,形成了积极刑法立法和消极刑法立法两派阵营。对两种观点的解读与评价,应立足于当前社会风险升级现状,并妥当分析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和象征性刑法的价值。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时代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性评价,但积极刑法立法也应遵循科学立法原则。这需要刑法立法与社会风险有效衔接;减少犯罪标签给犯罪人带来的刑罚延续性效应;保证积极刑法立法与严而不厉的罪刑结构并行不悖。     

网络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造成了很多问题，本阐述了网络给社会伦理道德带来的挑战，提出了构建网络伦理的对策。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挑战与回应

风险社会背景下,人工智能分别在价值层面与制度层面给传统刑法带来巨大挑战。在价值层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动摇了刑法谦抑立场的社会根基,削弱了刑法谦抑立场的功能。在制度层面,刑法在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挑战。弱人工智能阶段中的刑法在罪名设置、量刑幅度、责任分配方面面临挑战;强人工智能阶段中的刑法在犯罪主体、责任判断、刑罚设置方面受到冲击。对此,刑法需要做出回应。在立场问题上,刑法有限谦抑的立场选择既可以保持刑法自身特质,又能适应时代发展。在制度问题上,刑法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阶段,针对相应问题可通过增设新罪名、细化量刑幅度、加入严格责任、构建三元犯罪主体格局、探索新的责任判断方式及设计人工智能刑罚体系等措施以应对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的刑事安全风险及其刑法防控体系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形态，呈现平台化、链条化和无区域化等特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不仅导致传统犯罪呈现数字化转型，而且会形成庞大的网络黑灰产业，从而带来金融、网络与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刑事安全风险，给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带来严重挑战。刑法理论对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上予以积极回应。从立法论上，刑法的积极预防有其界限，应当采取_“刑法治理与多元治理并轨、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同步、源头治理与重点治理并重、刑法明确与兜底罪名相融_”的发展模式。从解释论上，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犯罪新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管辖论、不法论、归责论、共犯论等均提出新问题，需要提出与建构能动主义解释论。     

治疗型脑机接口的知情同意问题及其应对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不断发展,其在医疗健康领域正展现巨大的应用潜能。然而,治疗型脑机接口在给患者带来健康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知情同意的难题,在充分告知、准确理解及自主决策等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提高医患医学素养,提升医护伦理意识;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健全监督机制,明确监管责任等,可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治疗型脑机接口的知情同意难题。     

刑法的伦理性分析——刑法与伦理关系之探析

刑法以惩恶扬善为目的,伦理以善为核心,刑法与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刑法与伦理在古代是混合的,在近代开始出现分离的趋势.从刑法规则的内容、禁止和倡导的行为、规定的行为后果及对行为人主观善恶的重视等方面,可看出刑法与伦理的内在联系.刑法与伦理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互独立的,还可能是矛盾冲突的.在一致的范围内,两者的功能是互动的;相互独立时,两者的功能是互补的;发生冲突时,刑法应注重法、理、情的和谐统一,尽量避免刑法与社会通行的伦理规则的过度背离.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发生表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谬用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临床应用存在安全风险、社会管理失序风险和伦理风险三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刑法应当禁止对生命健康法益造成侵害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行为,有选择性地规制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并慎重回应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涉伦理问题。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挑战,刑法应当在兼顾谦抑性的同时,设计相关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 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刑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予以了必要重视,但失衡于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尤其对网络公共安全和数据信息安全未予以必要重视。刑法应当进行立法调整,建立风险刑法理念,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刑事预防,明确对网络公共安全法益的立法保护,其内涵为包括网络空间的数据和以信息为内容的网络秩序的安宁性;建立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体系,并增设新罪名对新型网络犯罪行为予以规制;明确人工智能在网络犯罪中的工具属性和非主体性,确立对利用可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过错责任、对自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监督过失责任;通过选择适当的路径和立法技术实现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应对。     

战争境遇下军医的道德创伤论析

军医既是捍卫国家的军人，又是奉行人道主义的医务工作者。战争境遇造就了战地军医独特的医疗实践，同时也给军医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和道德困惑，如战地医疗类选法、如何对待战俘、战地安乐死等。这些因素挑战着军医平日遵循的医生职业道德，是引发军医道德创伤的来源。对此，要充分尊重生命的价值，肯定军医自身对伤病员伤情的判断，塑造强大道德韧性，减少道德创伤的发生。     

ChatGPT教育应用及其带来的变革与伦理挑战

作为首款通用型GenAI,ChatGPT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也给人们带来多重担忧。自2022年底以来，ChatGPT迅速渗透到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领域，许多国家政府与大学积极应对。ChatGPT为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引起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与教育评估等多方面的变革，同时，也带来突出的教育伦理挑战。教育中主体性的淡化、情感与道德的淡漠，甚至于某些情况下的缺失，以及人力资本高企、教育公平失衡等，都将是AI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也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应对挑战 ,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网络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如网络造谣的兴起并愈演愈烈,它不仅攻击特定个人,还攻击国家政府机关,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当前的网络造谣行为,民法、行政法已不足以应对,需要通过刑法予以规制。而刑法所规制的传统网络犯罪只是应对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之类的犯罪,对于网络造谣不能有效解决。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来应对网络造谣问题,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生物医学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恪守科研伦理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风险之源,给人类社会带来冲击与影响,因此需要科研伦理进行调节与规范。科研伦理是整个科学研究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生于科研系统,作用于科研活动之上,一方面以"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彼此认同的价值理念"对科学研究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又在保护和促进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科研伦理核心议题是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     

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风险问题研究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云计算、深度学习、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普及,人工智能已嵌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影响科技领域的发展,同时也给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等领域带来了风险与挑战。由此,应从社会、政府及人类自身三个层面积极探索应对策略,以期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相互联动的有效合力机制,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合理控制,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探索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推进“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管理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基于2011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棠（八）》,对《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对现存的监狱管理体制、管理文化以及执法者的执法理念、罪犯的现实处境提出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对挑战的对策。通过深入监狱管教一线调研,并分析相关政策,查阅有关文献,从管理制度层面和管理文化层面两个方面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对挑战的对策在于完善现行的监狱制度,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重塑监狱文化和监狱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