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国家治理财政学:学说渊源、理论基础及主要特征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既受到外来理论的深刻影响,又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财政实践中打上了中国国情烙印和时代特征。“国家分配论”受到来自苏联理论的深刻影响,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运用计划模式追求工业化紧密相关,强调中国财政的生产建设性。“公共财政论”借鉴西方现代财政理论,又与改革开放中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增长相对应,强调现代财政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国家治理财政学将是中国汲取中外财政相关理论成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的财政理论探索。该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观察,对财政主体、财政客体、财政目标和财政过程进行全面研究,为新时代发挥财政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宪政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宪政理念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至上、决策行政化、人治治理等理念逐渐演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权至上、决策民主化、法治治理等理念。经济体制转型对宪政体制的构建也产生了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宪政体制应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民主,建立独立的宪法监督机构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落实依法执政,从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的人权化、民主化、法治化。     

协商民主的使命与民主党派的职责

十八大“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战略部署,赋予了民主党派神圣的政治责任。面对民主党派知识恐慌、资源恐慌、能力恐慌的重大危机,民主党派要围绕增强协商能力这个核心,全面提升自身建设水平;要围绕整合社会资源这个核心,全面增加与社会各界的联动与合作;要围绕着形成整体优势这个重心,全面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弘扬协商民主精神,用国家利益价值标准来指导和限制协商民主的实践,以民主价值的真正实现为终极目标,民主党派奋斗和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促进“改革宪法”向“完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历史性转变,促进“精英决策”向“人民决策”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促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历程、演进逻辑及价值指向

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成就的高度凝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赓续探索、成功走出的一条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局部探索、初步创建、发展完善、持续推进和系统深化5个阶段，其内在演进逻辑体现为国家治理理念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变迁、民众地位由臣民向人民变迁、社会治理方式由人治导向向法治导向变迁和公共管理活动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变迁。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逻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对西方资本逻辑、两极分化现象、物质主义、“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和霸权主义的历史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及巩固现代化领域的中国话语权和创造并拓展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新境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指向。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也进入了改革与转型期,即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正在向社会化、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迈进.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社会福利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职工福利逐步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民政福利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区服务成为重要的具有社会福利性的服务行业.在我国,一个以国家、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形成.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社会福利权利研究

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崛起，社会福利权利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保障方式备受关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向何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福利权利理念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入手，借鉴公民权利理念，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理论对构建社会福利权利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应该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     

宪法:民主之法——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民主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宪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宪法的内容及宪法发展目标揭示了宪法学这一本质特征。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宪法含义经历了从规定政权组织结构到规定公民权利 ,从规定公民权利到保障宪法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变化 ;从现实世界范围内各国宪法内容考察 ,它们在形式上都承认主权属于人民 ,确认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 ;从人类发展趋势来看 ,民主是人类社会不懈的追求 ,由于需求的无限性 ,人类对民主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据此 ,宪法学研究范围具体应包括 :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制度、国家、公民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论中国宪法民主的发展——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

现代民主本质上是宪法民主，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后2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从政治、法律层面上可以概括为宪法民主的发展：体现在宪法权威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权限有限得到广泛确认；政府部门权限划分愈来愈清晰；公司自由和权利受到广泛尊重。中国宪法民主还在发展之中，标志宪法民主制度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中国话语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探析

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必须基于中国话语语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政治国家的阶级性职能逐步向民众性回归，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中国国家治理是其集中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性和创新性统一于制度设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互释共生。突显人民主体性与强调制度设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基本内涵，是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时代彰显与宣示。     

周边国家近年“立宪经济化”态势述评

中国周边国家近年纷纷立宪、修宪，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经济任务和经济制度，宣布实行“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以宪法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立宪经济化”或“经济立宪化”的态势，促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逐步完善，“投资法”体系形成，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这一态势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它不仅与前苏联传统教科书式宪政理论不同，也与西方传统宪政理论和经济理论大相径庭，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周边各国宪法变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一体化、区域集团化趋势发生的密切联系。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德治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批判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道德人假设上的一种德治模式,这种德治模式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中由于理性缺失,主要表现为权力本位和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在法律制度的运行中人情化和工具化现象严重,使法治停留在表面化、口号化层面。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