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之问题——梅洛-庞蒂对现象学还原的批判性解读与实践

梅洛－庞蒂曾经指出“关于还原最重要的教训就在于彻底还原之不可能性”。这句话造成了人们对梅洛-庞蒂在还原问题上的观点的误读和争议。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梅洛－庞蒂在其前后期哲学中对还原问题的持续关注，从而厘清他对于还原问题的观点重在揭示出还原本身之间问题性矛盾性，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梅洛－庞蒂在“被知觉的世界”论题上的考察恰恰体现为对现象学还原的实践：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实践延续着对现象学还原的研究。     

语言与生存——梅洛-庞蒂的语言和他人问题

以知觉为起点,梅洛一庞蒂将现象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使现象学具有了新的视野。而在梅洛一庞蒂后期哲学中,他十分关注语言和他人问题。他认为,借助于语言,我们才能真正切近他人、理解他人。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自我与他人才能真正走向融通、共存与共生。可以说,在梅洛一庞蒂看来,自我与他人是在语言与身体中介下的一种“含混”、“互逆性”的“共谋”的实存。     

感性哲学:梅洛-庞蒂现象学文论的始基

梅洛-庞蒂借助于文学艺术的现象学研究,展开了感性哲学之旅,并针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批判。由此为我们提供了超越鲍姆嘉通美学局限的可能与方向。     

视觉的阻碍与绘画的变形——梅洛-庞蒂论“透视”和“深度”

梅洛-庞蒂关于绘画的讨论贯穿于他的整个哲学写作,并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绘画哲学。对梅洛-庞蒂而言,身体知觉的透视让我们抵达物体,从而把握事物的"实在性现实",透视表达了我们对显现的事物的感受性。沿着这一思路,梅洛-庞蒂结合空间结构中的纵深维度,进一步阐明了身体视觉和空间感知关系中的"深度"概念,并指出深度既是空间内的身体和物体共存的原因,也是视觉和空间的构成性关系的结果。梅洛-庞蒂认为,真正的绘画是对我们观看体验的再现。不同于文艺复兴透视法以消灭深度的方式来重构画布立体空间,塞尚承认物体自身对视觉的阻碍,并且在绘画中探索隐藏的深度领域,这也是塞尚备受梅洛-庞蒂推崇的原因。     

身体的话语表达--身体美学的哲学缘起

身体在西方哲学和美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史就是一部身体由“缺席”到“出场”,再到“登堂入室”的历史。身体美学的出场,无疑是对柏拉图以降,经中世纪宗教神学,至黑格尔以终的身心二分、扬心抑身的哲学传统的一种反思与纠拨。尼采、梅洛-庞蒂等现代派哲学家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为身体正名的努力,对身体美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身处后现代社会的福柯、费瑟斯通等思想家对权力话语之于身体的宰制,身体与消费文化的共谋关系之思考,加速促成了身体美学的诞生。     

梅洛——庞蒂的“身体”与绘画艺术的表现性

梅洛-庞蒂作为与萨特同时代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其哲学主要观点是引进了身体作为桥梁,弥补了二元论与纯粹的经验主义的缺陷.人与世界接触后,便是人的身体所反映出来的表现性.身体的表现性在对外界的反应,以及人的表现性在绘画艺术创作时所起的作用,是很值得探讨的,在梅洛-庞蒂的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从符号的区分性到语言活动的同质性——梅洛-庞蒂语言哲学及其与索绪尔语言学之关系

梅洛-庞蒂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主要认同体现在“区分原则”上,而与索绪尔的分歧则主要涉及后者在方法论上对共时和历时、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区分。梅洛-庞蒂认为,言语和语言、历时和共时之间的交集不在于语言学的客观知识,而在于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开放与相互超越。我们对整个文化史乃至于真理概念的理解,都应建立在这一语言哲学之上。     

论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 ——兼论与伊波利特的异质性

[提要]深入探讨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及其在何种意义上与同时代思想家发生了理论碰撞,对理解两次大战期间法国思想界的理论图景具有重要意义。梅洛-庞蒂通常被认为是在伊波利特的黑格尔译著的影响下“开启”对黑格尔哲学的人类学解读的。事实上,梅洛-庞蒂接触人类学解读早于阅读伊波利特的译注,而且,梅洛-庞蒂与伊波利特的解读方式在阐释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方面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在澄清他们思想的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别从梅洛-庞蒂本人的理论建构进程以及法国学界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接受史两个角度考察他们产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     

哲学对科学作用的再认识

哲学对科学的作用的实存性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得以验证;应将哲学定位于科学的“指导员”,而非“裁判官”、“辩护土”;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有多方面的表现,但它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也不能无条件地得以发挥,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统觉概念及其现象学改造

康德通过对人的心灵的深入研究，并从先验哲学中寻绎出“统觉”这一最高认识能力，从而建立起知性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费希特将客体完全归于“我”的活动过程中，对康德的统觉概念加以绝对原则化；谢林将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发展为客观性，把先验统觉引至客观实在的自然领域；黑格尔通过意识自否定的辩证法完成了统觉的本体化和逻辑化的发展进程。胡塞尔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方法论展开批判，继而对先验统觉进一步“先验化”;梅洛-庞蒂认为，为知识立法的先验统觉并不是不可替代的最高综合能力，知觉自身就具备综合的功能，身体的综合就是知觉的综合。     

“能表达的言语”、“被表达的言语”与身体——早期梅洛·庞蒂的身体性语言观浅析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能表达的言语”与“被表达的言语”做了区分．这种区分体现了言语和语言的身体性,也揭示了言语表达的特殊性,即可以沉积为独立的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能表达的言语”和“被表达的言语”的区分虽然没有克服主体和客体的两分法,但却触及到了梅洛-庞蒂中后期哲学的问题,一是“能表达的言语”和“被表达的言语”相互依赖和转化,二是“被表达的言语”同样被赋予身体性。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梅洛-庞蒂的实践自我意识——《知觉现象学》中的基础主体性理论

意义与规范性关系问题是当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共同关注的核心哲学论题之一。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不仅把原初的意义规范界定为前对象的“世界风格”,而且最终把意义规范性之根源建立在其独创的具身化先验主体性中。通过分析梅洛-庞蒂具体化实践自我意识的内在意识结构，本文试图阐明具身化先验主体性作为前对象规范性先验终极根源的含义。我们将展示，梅洛-庞蒂的具体化实践自我意识不仅包含主体性自我对自身生命自由的自我断定，而且还要通过主体性自我的“世界筹划”把自由生命的无限自我超越纳入意识的确定内容之中。由此，世界的规范性成为先验主体性的内在构成条件。在梅洛-庞蒂的先验现象学中，作为前对象规范性根源的先验主体性并不是世界意义的先天构建者，而是世界规范性的回应者。     

肉体里隐匿着灵魂自身的秘密--灵肉二元论之身体维度探析

灵肉二元一直是西方文学和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受制于伦理和宗教语境的主宰和束缚,在过往的文学叙事、宗教隐喻和哲学思辨中,肉体往往被认为是灵魂的桎梏和监狱,这一思想导致了清教主义思想的盛行,也使得身体沦为人类文明书面记载中一个面目模糊的存在。于是,身体在“德”与“礼”的束缚中进退无据,既没有理论话语的表达权,也没有现实存在的着陆场。但可感、可欲的身体却一直是人类思想的精神沃土,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身体哲学的凸显为身体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同时,中国哲学中身心一体的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都为解决灵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隐匿和偏离——论梅洛-庞蒂小说《北方：北极的小说》

梅洛-庞蒂的文艺批评常被作为一种开创性的批评典范被引用,并影响了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介入文艺的角度。而他本身与文学的关系却从不被提及,因其早年所写的小说一直不为人知。半个多世纪来这部小说和作者的双重隐匿,究其原因,与梅洛-庞蒂本人早年的爱情经历有关,也和他的宗教及哲学转变有关。在这部看似是探险小说,实则是围绕着帕斯卡尔的偏离概念展开的道德训诫小说中,偏离所揭示的生存本质和上帝的关系一直是梅洛-庞蒂哲学思考的背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论政治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一经诞生，哲学家就注意到了人性的自为性和社群性两种基本特性，并将其作为思考和探索的重点，于是就有了重点关注人性自为性潜能及其现实化的伦理学和重点关注人性社群性潜能及其现实化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与作为哲学主体部分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政治哲学在哲学中具有特殊地位。在哲学整个学科体系中，政治哲学与作为主干学科的价值论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主要属于价值的领域，因此它属于价值学科，与价值论间是一种交叉关系。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共同目的是根据人性的要求研究人类怎样过上好生活，但两者在研究对象、使命、关注的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区别。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都有可能全口径地涉及社会成员好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两者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之间有宽阔的界限模糊的区域。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之维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具有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先锋派理论。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日常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奠定了语言哲学基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学家借鉴当代西方哲学成果,吸收了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思想内容,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找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合一的哲学基础,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的建构,实现了对传统西方行政理论的全面解构和超越。     

论古希腊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经历了一场转变,哲学研究从对宇宙自然的关注转变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这个时期城邦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公共领域”的兴起。“公共领域”是希腊人展开政治论辩的场所,哲学涉入“公共领域”产生了所谓“哲学的公共表达问题”。这个背景之下,哲学的发展受到了城邦政治实践的制约,哲学涉入“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哲学自我辩护与自我确证的过程。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哲学转变的性质和方向。希腊哲学的这场转变不是历史上一度存在的事件,而是一直伴随着哲学思想成长的原动力。     

一门崭新的“风格学”——梅洛-庞蒂的“风格”概念

本文旨在探讨从<知觉现象学>到<间接的语言和沉默之声>中的"风格"(style)概念.在梅洛-庞蒂那里,风格是主体带着其身体在生活世界中存在时、在与世界和世界中的其他主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辨认出的世界和其他主体的基本面貌.作为"连贯的变形"的绘画风格论,保证了绘画艺术的真理性,绘画史作为风格史而获得了统一.然而,在梅洛-庞蒂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进而要求超越其前期的生存论和现象学并萌生建立新的本体论的期待时,一直居于梅洛-庞蒂哲学中心地位的"身体"概念就需要让位给更加具有本体论特征的"肉身"(chair)概念,而与身体-主体思想紧密联系的风格概念也就相应地退出其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