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决策理性简论

决策理性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继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后的又一基本环节，是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的关键，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科学的合理的决策理性应有的本质规定：１决策理性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２决策理性是情与理的统一；３决策理性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决策理性的构成依据四个尺度：１客体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规律性问题；２主体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目的性问题；３技术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可行性问题；４社会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规范性问题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信念偏好逻辑:从单主体到多主体

偏好是哲学、博弈论、决策论和效益理论等学科的核心概念,偏好及其逻辑性质在行为哲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中尤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抽象逻辑的角度为偏好建模:首先,引入基于个体对象的单主体的信念偏好逻辑,然后把这个逻辑扩展到多主体的情形,给出多主体的信念偏好逻辑,证明其完全性,并提出在新情况下的表示定理.通过对两种具体情境:相互合作的主体和相互竞争的主体的重点研究,表明基于优先序列的偏好概念可以刻画多主体互动的主要特征.     

满意化决策与心智分析的经济学意义

西蒙用满意化决策代替最优化决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有限理性,而有限理性是由人的认知能力即由人的心智所决定的.人类的心智活动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局限性等特点,不同的心智活动决定了不同的理性运用程度.人类的推理、逻辑分析等心智活动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心智成本.由于心智成本的存在,人类的决策不可能总是追求最优的决策,只能是满意的决策.心智分析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理论的完善和社会制度的创立上.     

信息、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不确定性下的公共决策

世界处于日益加深的不确定性中。在经济、社会、技术等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进行公共决策,才能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根据决策所需的信息条件,不确定性下公共决策中存在一种“功能—依据”二维框架。根据决策功能为干预实质结果或规范价值和程序、决策依据为规则或自由裁量权,公共决策可以分为理性研判型、渐进调适型、民主协商型和政治决断型四种机制。政治家、行政官员、技术专家和公众等决策参与主体因其信息优势差异,应当采取不同的参与方式和问责形式。     

不确定性情境下行为决策研究之综合述评

不确定情境下的行为决策研究是决策科学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新阶段,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升华和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是更加务实、更加丰富的新的决策研究范式.本文沿着行为决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在对其理论研究成果给予梳理和介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行为决策的源、流、域,深刻挖掘其主要贡献和理论疏漏,并明确该理论在决策研究中的历一史地位和价值.     

大数据、权力终结与公共决策创新

决策的本质是权力博弈，大数据对信息与知识生产、扩散的重新塑造，强化了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冲击着并削弱了传统权力壁垒，微权力行为体大量涌现，权力运行失灵，民众因为权力祛魅而变得理性，传统权力走向了“终结”，进而演化为公共决策的创新，如决策结构的开放化、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决策理念的民主化等。但“大数据—权力”逻辑本就是双向的，如何趋利避害、走向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决策？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研究议题。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一个解说政府和厂商行为的分析框架

现有的关于产业规制中的政府和厂商决策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受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影响极为深刻,它通常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将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理解或描述为理性决策.其实,无论是产业规制中的政府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实际运作,还是垄断性或竞争性厂商对规制政策的应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理性决策的成分,并且其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用最大化.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的研究,而研究决策行为属性则需要有可行的分析路径.如果我们在评说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对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有创新式理解,将有助于规制理论框架的重塑.     

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环境理性与决策规则变化

尽管组织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它们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围绕特定的理性目标,探究特殊环境下有限理性对主体行为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理性影响决策规则变化的进行研究,认为环境理性是源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知和合理定义的并对决策者期望效用水平产生影响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状态。并试图用环境理性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企业垄断竞争行为与市场多态均衡现象。     

有限理性:理性的一种发展模式--试论H·A·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模式是以追求"最佳"作为其基本特色的,它的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本源于传统的"经济人"理论,认为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H·A·西蒙为首的一些行政学家和组织学家对这一理想色彩较浓的理性决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事实上完全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人类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也同样不存在.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明确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有限理性：理性的一种发展模式——试论H·A·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模式是以追求“最佳”作为其基本特色的,它的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本源于传统的“经济人”理论,认为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H·A·西蒙为首的一些行政学家和组织学家对这一理想色彩较浓的理性决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事实上完全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人类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也同样不存在。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明确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基于非理性因素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行为探析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理性因素的局限性和行政决策发展模式的变迁使得非理性因素介入行政决策成为现实可能。情感、意志、信仰等认知结构和直觉、灵感、顿悟等心理结构的非理性因素影响着地方政府行政决策主体的价值取向、决断能力、工作效能和行为选择,进而影响着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政府效能的高低。为此,要科学发挥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中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调适作用、创新作用。     

有限理性决策选择性预期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

决策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决策的有效性,而影响决策质量的因素有多种,决策预期是主要因素之一,文章在对传统预期理论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选择性预期的理念,进而分析了选择性预期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并提出尽可能使选择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接近可以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理解公共管理者的公共价值选择：一个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公共管理者在治理实践中做出公共价值选择明确了逻辑起点。但由于公共价值选择既发生于特定场域之中,又涉及人类心灵特性和认知活动,因此导致无论是环境决定论还是个体特征决定论都难以全面、准确地回答公共价值选择的发生机理这一理论问题。本文在整合三方互惠决定论、戏剧论和伦理决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公共价值选择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以描述个人公共价值偏好、场域与公共价值选择之间的动态交互决定关系,呈现公共价值选择的认知决策行为过程。     

应用于投资者证券投资决策行为研究的实验法探析

通过对投资者证券投资决策行为(简称投资者决策行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法在投资者决策行为研究中是适用的,在一些深层次主观动机问题上,甚至是必须的。在对实验法的一般程序和操作内容进行简单阐述后,论文结合实验法的方法论背景、理论基础和中国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一些基本特征,对实验法应用于中国投资者决策行为研究时必须注意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探讨结果,论文简单介绍了实验法应用于中国投资者决策行为研究的一个例子。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危机情境中的决策约束及其解决路径

危机管理的本质是危机决策.危机情境中,决策机制不健全、决策者的主体盲思、信息不完全、媒体及相关法规缺失、利益集团等因素制约了危机决策的制定.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决策者素质、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正确引导舆论、完善法规建设、规范利益集团行为是优化危机决策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