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的刊头颜色应是多种的——关于《前哨》和《前哨》影印本的几个史实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午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秘密杀害了何孟雄、林育南、柔石等二十四位烈士,①其中有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李求实、胡也频、冯铿、柔石、殷夫等五位同志,一般称为“左联五烈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抗议和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②出版了《前哨》(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纪念战死者专号”即纪念柔石等五位作家和另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宗晖。     

鲁迅和左联五烈士——《为了忘却的纪念》若干史实补述

《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鲁迅先生为“纪念几个青年作家”即左联五烈士李求实(伟森)、柔石、白莽(殷夫)、冯铿、胡也频而作的。“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以极度的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以无限的深情写出了关于五烈士的颂歌。     

读冯铿烈士的三篇手稿

冯铿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牺牲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她当时二十四岁。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她是一位“烈火中的斗士”。鲁迅说过:“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半个世纪之后的今     

“烈火中永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烈士纪念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纪念牺牲的工农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军队将士、国际友人和无名烈士，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烈士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利益出发，纪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党内外烈士，运用易于群众接受的形式进行社会动员。通过烈士纪念活动宣传革命口号，引导革命方向；宣传革命精神，形成崇敬烈士的社会风尚；同时忠于理想、甘于奉献的无产阶级政党形象也在纪念活动中树立起来。      

左联五烈士与外国文学

左联五烈士在党的领导下 ,从事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运动 ,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东欧及苏俄文学作品 ,为中国近代文艺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烈士后代戴元琼的长寿奥秘

出身于革矿烈士家庭的戴元琼．是泰和县武山垦殖场的一名退休职工。他1912年4月1日出生．今年102岁。其父戴乾游于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被编入陈毅率领的红20军。戴元琼16岁时随父从军．当了一名红军战十。其父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光荣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评定为烈士）。     

在曲折中前行——浅谈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左联”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左联"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带全国性的革命文学团体,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因此"左联"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应包括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文学主张必定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拉普"文艺思想、日本福本主义和当时党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左联"的文艺理论主张出现了一些偏颇,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路线的不断修正,"左联"也逐渐克服了自身的问题。     

殷夫的真姓名、生年及家世

殷夫,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左联"五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才21岁,是个红色鼓动诗人.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作<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名篇(以下简称<为了>),开头第一节写的就是与白莽三次会见的情形."     

“熊孩子”为什么不敬重烈士?

<正>近日,一组"熊孩子"在河北保定一烈士陵园对烈士墓碑不敬,还将一墓碑踢倒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引起公众强烈谴责。为什么这个"熊孩子"没有对抗日烈士的敬重之心?在中华民族被日寇蹂躏之时,是这些烈士视死如归、为不被亡国灭种而战,他们悲壮倒下,甚至尸骨无存。后人修建烈士陵园,不仅希望慰藉烈士英魂,更希望烈士们舍生卫国的精神永世长存,让后来人缅怀。然而,那个"熊孩子"却刻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中山舰事件”的去伪存真

本文以受害方的证词为主线,结合其他旁证史料,证实所谓"李之龙矫令派舰"和"中山舰深夜异动"纯属诬陷性谎言,揭露了阴谋集团头领和幕僚的互相勾结,昭示了事件的真相.并用文史和委任状澄清了误传,证实当时中山舰舰长并非李之龙,而是章臣桐.     

红岩烈士新闻活动的梳理与反思

红岩烈士新闻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鲜明。在组织上,党的领导与自发自觉相结合;在内容上,抗日救亡与反蒋独裁相结合;在体裁上,新闻报道与社论述评相结合。发掘整理这一史料,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活动,对当今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实践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再论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 ,重新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是非常必要的。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它是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而非“最好形式” ;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在“病态”中维持 ,在主观上共产国际的“坚持”和在“挤柠檬汁”理论指导下采取机会主义的平衡策略是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决定了合作的历史阶段性 ,不应过分强调国共合作破裂的个人责任     

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1947年中,为了挽救其统治的重大危机,国民党被迫实行"戡乱动员"的应变之举,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其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其后方的控制与镇压,对舆论的钳制不断加强,异议声音的表达也日渐受限.但是,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     

"宜昌教案"质疑

“宜昌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涉外事件 ,然而各种史籍对该案的记述不一 ,甚至自相矛盾。对“宜昌教案”的诸多疑点进行考证清理 ,还历史本来面目很有必要     

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失败的原因分析

孙中山主张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1928年,中国国民党开始做"以党治国"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在大陆的"以党治国"实践是失败的,它没有使中国经过党治走上宪治之路。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的失败,既有军政时期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相对融洽,中共大多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不得不采取隐蔽与潜伏的策略。中共在国统区高校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壮大,很快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党政府处理日本在华财产问题

日本在华财产是日本对华战争赔偿的组成部分之一。国民党政府起初从恢复被日本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出发，处理日本在华财产，积极准备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但由于苏联的“战利品”及战乱、人为破坏等因素，国民党政府实际接收可充作赔偿的只是遗留在华财产的一部分，根本不是日本代表所认为的“当值数百亿”，根本不是“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谬论不是据理力争，而是妥协、退让，最后被迫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偿。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