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灵运与李白的性格对比看其济世情怀

谢灵运和李白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一个被后世称为“山水诗的鼻祖”,一个被称为“诗仙”,他们都以诗歌闻名于世.但他们本人又都不限于做一个文士,而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济世情怀.虽然两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在思想性格、政治抱负和际遇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对谢灵运和李白的性格解读来说明他们的济世情怀.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论白居易对"天人感应说"的突破--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在《策林》中,表述了其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哲学观。白氏的哲学观源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但却突破了“天人感应说”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框架,将其引向了社会学,从而使其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素朴的辩证唯物色彩。     

从《山居赋》看佛教对谢客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出任永嘉郡守期间和隐居始宁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不能笼统看待。出任永嘉郡守期间，由于谢灵运对政治颇感兴趣，以宣泄政治郁闷为创作动机，因此此期的山水诗多表现出与东晋玄言诗相近似的山水加玄言的一般特征。隐居始宁期间则不同，从作于此期的《山居赋》及自注看，佛教信仰已在谢灵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思想中已形成了颇具佛教特色的观物态度和文体观念。受佛教观物态度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注重对景物所蕴含的以佛教为主之灵趣的感悟，很少以至不再出现玄理之句；受佛教经典诗文互通的文体观念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以赋体为之，为千变万化的山水景物觅得了新的描写手法，并为元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用“寓目辄书”的赋体手法描写景物，也导致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繁芜之累”。     

调和偕适:白居易诗歌的儒禅观

佛教东传,与传统儒学交织碰撞,始终处于矛盾与调和之中.至中唐时期,士人群体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儒禅思想矛盾对立的倾向.白居易作为崇佛文人的典型,礼敬佛教诸宗,却同时执着于儒家的济世怀抱,致力讽喻,对佛教有违王化处激烈批判;追求禅境的超脱拔俗,又尽享世俗之乐,重生惧死,充满人生焦虑:遭遇贬谪,流露出厌倦官场的避世之志,亦不加掩饰地表达对官阶及富贵的倾心,明确提出仕隐两全的"中隐"概念.自居易诗歌的仕隐矛盾正是中唐吏隐互融、佛隐交涉现象的文化体现.其"中隐"观暗合了大乘佛法的超越精神,圆融巧妙地迎合了渴望功名又不甚得志之士大夫的自尊与怀抱.面对人生焦虑、生死困惑,儒禅二道在"知命"观念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学儒问禅均系白氏解惑"在欲行禅"矛盾表现的方式.白居易儒禅相契,以实用主义态度调和儒禅矛盾,适应了社会和自我需求,呼应了中唐农禅(洪州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与主张.     

《周易》与南宋功利学派

《周易》究古今时势之变 ,极人事以达时措之宜 ,开物成务 ,成顺致利 ,革故鼎新 ,顺天应人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南宋功利学派的思想阐述。永康、永嘉学派都推崇《周易》 ,视之为反身修德、究三才之道、广业济世的宝典。事功之学的理论特性深受《周易》思想的模铸 ,追求一种基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判断 ,道义与功利的统一 ,并以后者为基础。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晋、宋之际，中土传译的《大般涅槃经》有“北本”与“南本”之分。“北本”为昙无谶所译，“南本”为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北本”与“南本”在结构、内容、文风等方面皆有差异，而谢灵运在《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看，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维摩在家居士观念的影响

东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体现了“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价值趋向，而《维摩诘经》 中倡导在现实世界寻找佛国净土，鼓励在家居士的思想，正是迎合了东晋士族文人的这一普遍心态。无 论是张湛的“至虚”学说，还是《世说新语》中东晋士人的双重人生态度，都可以视为维摩在家居士思想的 诠释。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