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四库馆臣的诗歌注释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全书》收录的诗歌注释著作作了精审中肯的总结评价,总结了从汉代到清代诗歌注释的主要规律.首先,四库馆臣总结了诗歌注释者对诗歌写作目的的分析,强调了"以史证诗"方法的作用.其次,四库馆臣总结了历代诗歌注释者对诗歌表现手段的分析,强调使用分段释意、以诗学研究的成果指导释意、将注释与批评分开等方法.最后,在两者综合的基础上,四库馆臣指出了解释诗歌意旨的基本规律:反对主观臆测与过度解读,应在训诂与史实的基础上探讨诗歌的深层意旨.     

论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特色——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宋代诗歌注释的特色之一是"以才学为注",突出体现了宋代注家"才学"的特质,"才学"除了博学多识,还要对诗歌有敏锐的感受力,对创作规律有内行的把握,有无诗才也是使注释能否尽量接近诗人原意、妥帖精到地阐释诗意的重要因素。以《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简称苏诗百家注)为例可见,"以才学为注"的阐释除了继承前代比兴说诗、注释典故的方式外,还注重对典故用法的详尽分类与分析,更注重对诗人创作原意的挖掘、对诗歌深意的探寻以及对诗句妙处的感受与捕捉。从阐释学原理来看,"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倾向能尽力保证注家与诗人的"潜在的统一"。     

作者·叙述者·读者#br# ——抒情诗中诗人面具之锻造

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关键词：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

物象是唐五代诗格重点讨论的话题。唐五代诗格以“内、外意”分析物象,按物象的讽谕意义对物象进行分类列举归纳,并以此示人以象显意的做诗之法和“执象指意”的解诗之法。唐五代诗格的物象理论是对诗歌物象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细化,在诗学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这一理论对宋人的说诗风气和诗歌注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任渊《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

作为现存最早的宋代诗歌注释,任渊的《后山诗注》继承了李善《文选注》重视典故语词出处的传统,而在释意与诗学批评方面有所创新。任渊将诗集目录、作者年谱、诗歌编年考证三者融为一体,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诗歌。任渊又考证后山诗中时事、今典,探索后山诗的创作事因,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以及陈师道个人生活与交游史中的轶事。任渊还探索陈师道的心理感触,阐发言外之意。最后,任渊寓批评于注释之中,总结后山诗的写作技巧,评论其艺术效果。《后山诗注》的阐释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陆诗地名释疑

在诗歌注释中 ,地名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其正确与否 ,不但关系到对该诗作的注解 ,而且往往涉及到诗人行踪及其对诗人的整体研究。本文就陆游诗作中常见的地名 ,有选择地作些释疑工作 ,旨在给陆游研究者作些参考     

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中25位诗人有一半以上没有文集存世,有些诗人仅有数首诗歌存世,但在域外汉籍中还保存着不少的江西诗派新资料,如《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中有2位江西诗人的佚诗,《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则有11位诗人的29首佚诗,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宗的江西诗派佚诗。域外汉籍除了有巨大的辑佚价值外,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联珠诗格》对人选的诗歌都有编者蔡正孙的评点,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评点及刘辰翁的诗歌评点相并观。《联珠诗格》有朝鲜学者徐居正等人的《增注》,这些注释既释事又释意,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的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之作。日本汉籍宇都宫由的《锦绣段详注》及月舟寿桂《续锦绣段抄》中有十数首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注释详而精审。总之,这些域外汉籍中所见的江湖诗人新资料,可以丰富人们对江西诗派的认知。     

论《樊川诗集注》的成就与特点——兼评冯集梧的家学渊源

冯集梧与其父冯浩、其兄冯应榴均为清代诗文笺注名家,其所编撰的《樊川诗集注》采用对校法,校正了旧本的诸多失误;征引文史资料,侧重注释杜牧诗中所涉人物、地名、本事、典章制度及语句出处,成为清代以来流传较广的杜牧诗集本。该书在以史(事)证诗,旁征博引,严谨平实,乃至注词过于拘泥字句,流于繁琐等受病之处均受其父、其兄注诗的影响,体现出了浓厚的家学渊源。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论梅尧臣涉农诗的文学个性及其史学价值

梅尧臣涉农诗全面反映了北宋的农村凋敝、民生疾苦和施政上的种种弊端,揭示农民彻底贫困化的深层根源;也全面记录了北宋中叶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状况和民风民俗,在农业史、政治史、科技史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独特的文学个性在于:不同于前代田园诗,所咏歌的就是农家生活本身,或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感慨;往往采用大型组诗的方式来表现农家生产、生活的一个完整过程,或农村风物的全景,其观察问题的眼光独到并富有创新精神,都使他在涉农诗上也成为"宋诗之祖"。     

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杜诗宏大的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 :1 在题材上注重选择反映民族兴亡的宏大的历史题材 ;2 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司马迁《史记》中褒贬善恶的“春秋笔法” ;3 在叙事手法和修辞技巧上向史传等叙事文学的借鉴。本文认为 ,杜诗作为“诗史”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体现在杜诗具有一定的鉴知与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又由于杜诗的“虚构”特性 ,从而又使杜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这正是杜诗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略析胡应麟对严羽、高棅诗学观念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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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蔡襄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

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从蔡襄＂文以道为本＂、＂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思想主要受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古体诗与近体诗差别较大,古体诗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特征;近体诗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