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治学说再认识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德治”。孔子德治学说源于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中,“仁”学是德治的思想基础,重视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是德治的物质基础,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基本前提,正己正人是德治的关键,德教为先则是实现德治的理想手段。孔子德治学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试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美政”的影响

屈原的"美政"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有较多一致的地方.屈原和孔子一样,都推崇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都重仁义,主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再者,屈原"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和孔子所提倡的举贤才也是一致的.所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的"美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案,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内涵和价值两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德治思想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以德治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孔子的德治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从出土文献看孔子刑罚思想

古今不少学者都以<论语>作为研究孔子学说的最权威文献,<论语>之外,免谈孔子,因此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就自然以<论语>为唯一的文献依据.<论语>中的孔子是纯粹的仁政德治论者,刑罚不是<论语>中孔子政治主张中的义项.     

论孔子的德政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在继承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德政学说。孔子的德政学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而且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是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认真研究的     

孔子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浅析

孔子的治国思想包括礼治和德治思想。孔子主张实行礼治 ,礼治最重要的是“正名” ,就是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 ,规范言行 ,履行义务。孔子也主张实行德治 ,德治就是进行道德教化 ,最重要的是正己正人。孔子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是统一的 ,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关系。孔子认为 ,用行政和刑罚的方法治理国家 ,只能使百姓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 ,而施行礼治、德治 ,用礼来统一人们的行为 ,用道德教化人们 ,却可以使百姓有知耻之心 ,自觉不做坏事     

孔子战争观的伦理色彩

孔子追求“德治”,他将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描述成“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并以此作为德治的理想境界.孔子深知最违背德治的事莫过于发动战争.因此,孔子反对一切战争.然而,孔子所处的是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列国兼并、弑君杀父、兄弟相残的现象十分普遍,与孔子的理想政治相去甚远.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孔子以强烈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形成了他的战争观.孔子的战争观以伦理思想为本,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     

孔子的德法思想与当代的德法建设

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方式,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如何把握和利用这两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有其独到的智慧闪光之处。孔子德治思想的智慧是什么?孔子法制思想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借鉴其思想构建适应现代国情的德法思想?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修养理论对我国治国思想的双重影响

儒家修养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起着双重作用.儒家修养理论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思想起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道德建设,增加法治依赖,变自律为他律,变人治为法治.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视阈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

文章首先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政治哲学。然后,从儒家政治哲学视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利益分配、构建和谐的公司治理关系、以人为本及人的尊严、公司的社会责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诚信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中,必须认真对待儒家的义利观及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儒家的和谐观、儒家关于“仁”的道德观、儒家德治等。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儒家政治哲学论纲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国家起源方式等,中国自周代初年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政治伦理为思想史主题的文明发展模式。此种文明模式以德治主义为核心,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其学理本身也存在诸多方面的悖论,并且由于这些悖论而给古代中国的历史带来了至深且巨的负面影响。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