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大总统选举法》立法之争

民初《大总统选举法》在立法过程中,围绕着总统资格问题、选举机关及当选票数问题、总统任期及连任问题、副总统设置及代理问题、附则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在借鉴西方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发生的,其实质是民初政体之争即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的一部分.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反思——以政党政治与军权政治为视角

民初政体模式实践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这种反复，不论胜负，都可视为辛亥革命的成果。其间，政党政治蔚为壮观，然而浩大的声势并不能遮掩其幼稚的本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等都因其自身的幼稚与脆弱未能守住资产阶级的政体。当袁世凯祭起军权独裁的大旗时，民初的政体模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宿命，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孙中山与民初宪政

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实践过程中,临时政府的政体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其基本的法理依据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并不是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专权而对人立法。孙中山在极力宣扬民生主义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忘情于政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意在建立大政党,参与国会选举,以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孙中山因主要关注点和工作重心在民生主义与实业建设,对此虽不甚热衷,但亦深表赞同和支持,正说明其宪政思想也有与时代相契合的一面。然而,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与孙中山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最终使其难免失望与无奈。     

论民初的内阁制政体

民国初年,中国进行了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验,内阁制政体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探讨当时对这一政体的认识和实践,将有助于揭示民初宪政实验失败的必然结局、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一、民初政体的争论及取向采行何种政体,各派政治势力极为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其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     

论二战后英美宪法在日本的传承

二战后，日本在盟军远东司令部的主导下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这是一部适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宪法，其在君主制度、议会内阁制方面深受英国宪法之影响；而在民主意识与国民主权、人权保障和司法制度等诸方面则受到美国宪法的深刻影响。其制宪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对世界各国都有借鉴价值。考察日本宪法制定过程，探讨其所受英美宪法的影响及其原因，对完善我国宪政体制亦有很大裨益。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章士钊的政党理念与“毁党造党”说

章士钊在辛亥革命时期注意观察和研究近代的民主政治，尤其注重政党问题，民国初年，他因倡议“毁党造党”而轰动一时。本文在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章士钊的政党主张和理念后指出注重政党的党纲和推崇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是章士钊政党思想的最大特征，提出“毁党造党”论是他的政党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本文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缺少建立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章士钊建立良善的政党政治的理想和“毁党造党”的倡议必定成为无果之花。然而在政党思想史上，章氏的地位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宪法与宪政

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它包含民主、法治、人权三个基本要素。实现民主,厉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全人类必然要走的共同道路,它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我国现行宪法有关民主、法治、人权的规定,体现了宪政精神,反映了中国宪政的历史进程。要实现宪政理想,关键是保障宪法的实施。     

留日时期的戴季陶——其日本观形成与留学经历的关系

在众多近代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中,戴季陶具有独特的日本观,这与其自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及留日经历有关.考察戴季陶与日本之邂逅,日语能力之培养,在日本大学的学习、退学等问题,通过相关史料,特别是参考日本大学的史料,探讨、分析诸种因素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藉此,可以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留日经验与日本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亚历山大&#183;汉密尔顿——一个长期被误解的民主政治思想家

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思想,参与制定1787年宪法和维护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其稳健的民主政治思想适应当时美国的现实国情,顺应美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汉密尔顿是长期一个被误解的民主政治思想家。     

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洋势力被称为北洋军阀,是在袁世凯以后特殊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北洋社会处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具有乱世、发展、开放等特点。北洋政府并非一个无能、卖国的政府。北洋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固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情。民初国会屡被非法解散,民主色彩宪法被废除,致使国民的良好愿望不能实现,历史责任不能由袁世凯北洋势力独负。对北洋时期复杂社会的复杂政治人物,应该予以更全面的认识、更客观的评价。     

政体对国债危机的影响——希腊与美国对比分析

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很多通常被认为的民主国家接连发生了国债危机。针对这一现象,人们从经济角度作了不少分析。国债危机或政府债务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有其相应的经济机理,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其相应的政治机理。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因素对国债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总统制为框架的政体相对于以议会内阁制为框架的政体更有助于避免福利陷阱,更有助于防止国债危机。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罗伯特·达尔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

美国宪法并不比其他国家民主宪法优越。达尔基本的结论就是，不要把美国立宪民主政治体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样本，或是把它看成最优的，它只不过是适合于美国而巳。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美国政治体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达尔所提出的对于美国立宪民主体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立法机构的失灵；新的政治失序；总统制的伪民主。     

共识民主与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选择

政府形式和选举制度是新兴民主国家制度选择的主要内容。议会制和总统制是现代政府的两种主要形式,选举制度主要分为多数获胜制和比例代表制。长期以来,有关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论争久而不绝,从争论的双方来看,二者势均力敌,造成了新兴国家难以抉择的制度选择困境。共识民主重新思考了民主的要义,分析了选举制度和政府形式的不同匹配在民主品质和民主绩效方面的差异,为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选择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协商民主建设——澳门的经验与启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指导下进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实行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澳门基本法》为核心构建起多层次的协商机制,对内地协商民主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应从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开始:尊重宪法作为社会共识的重要价值,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运行宪法设计的协商民主制度,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试论《天坛宪法草案》制定中制度设计与政治角逐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民初国会召开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影响,委员会希望利用制宪制约袁世凯。他们在制度设计时将权力集中于国会,致使《天坛宪法草案》违反了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袁世凯也难以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在国会拒绝袁世凯修改宪草要求后,袁通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方法阻止国会开会,《天坛宪法草案》未能通过。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