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形式”概念

“形式”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主要有四次大的讨论:王国维“第二形式”及“古雅”说、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二三十年代闻一多与戴望舒“三美说”之争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四次讨论呈现出艺术与形式一元化、形式与内容二元化两种倾向,前者重视形式及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传统密切相连,后者注重内容和文学的社会效用,割裂传统。这两种倾向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对当代文论“民族性”问题思考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第十届德语文学年会暨德语文学研讨会”在西南交通大学召开

2001年11月2日,为期三天的“第十届德语文学年会暨德语文学研讨会”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落下帷幕。这是新世纪国内德语文学界召开的首次学术盛会。来自各高校、各单位的数十名代表及知名学者欢聚一堂,围绕次此会议的主题“德国浪漫派文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踯躅于“叛道”与“守道”之间——试论二三十年代闺阁文学

本文针对二三十年代女作家冰心、庐隐、苏雪林、凌叔华、林徽因等反映上层社会中青年女性家庭生活及其心理变化的 “闺阁文学”, 揭示它们在 “五四”历史背景下, 由于作者自身的 “叛道”与 “守道”的两重人格的冲突, 使闺阁文学发生了 “人”与 “女人”的错位, 导致了按男性审美标准塑造女性角色, 以 “自赏意识”审视女主人公命运的特点; 虽然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范, 让读者洞见其所展示的 “世态的一角, 高门巨族的精魂”, 但毕竟只能凭栏唱晚, 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不谐和音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瞿秋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瞿秋白在理论上倡导革命文学,并有“实绩”,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奠基者之一。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文艺观既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先声,也是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革命文学运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文学作为读书人的必修科目并没有被列为早期教育的专门学问。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以后,大学“文学”状况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专业”与“趣味”之分,“文学”已经成为大学里的重要专业或者主干课程。但大学文学教育不是要造出专门文学家,相反却要有利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深入展开。     

略论冰心诗歌“母爱”题材的审美特征

冰心诗歌中对“母爱”分外突出的铺叙和描写，具备三个层面的审美特征。其一是梦幻化，这是一种留恋旧日梦想而不可追寻的怅惘表述。其二是知觉化，以“甜丝、春光、太阳”等景物构成审美框架和一个满蕴着故国典雅温馨的文化芬芳的艺术境界。其三是寻找“情景交融”的精神家园，由此折射出冰心对民族文化和谐人伦的渴盼，导致她的女性文化意识更加典型，并为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确立了“爱与美”的经典性题材。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道”的别样话语存在——论卫礼贤对《论语》“道”的语义解读和迻译

鉴于“道”所包含的“仁道”和“天道”意蕴在德语语境中的缺省和上世纪初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预知的缺乏,卫礼贤在翻译《论语》时,用诠释性的替换翻译,寻求“道”的“所指”与德语词汇符号“所指”的交汇,从而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理解“道”的意蕴.和而不同,译释并举,使“道”在德语语境中重现时,通过诠释性翻译,使这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在德语的语境中产生转移,同时保留了译文的异质文化的显著特征.卫礼贤对《论语》中“道”的迻译,体现了在创造与忠实、归化与异化间达到平衡的努力,也使“道”在德语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话语含义.     

不愿捉迷藏的人——论伯尔的美学思想

海因里希·伯尔是后战争时代德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把重建人性和拯救被毒化的德语视为战后德国文学的重要任务.他所追求的“人道美学”,始终坚持人性与诗性的结合;他的“语言道德”之说,强调政治、伦理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密切相关.作为“介入文学”的作家,他反对作家对社会漠不关心,同现实玩捉迷藏游戏.他认为作家要听从自己的良知,让语言成为冲破现实表象的工具,使作品成为自由的最后堡垒.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激情、幽默和讽刺,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协调.在他看来,“事实”永远只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需要借助想象来创造“自己的现实”.     

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看法

首先,“当代文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幸存者很少,殉葬品很多“,有学者在文学评论中将当代文学简单地理解为“小说家文学”,或把新疆当代文学中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称为“诗歌文学”,90年代文学称为“散文文学”,新世纪10年文学称为“小说文学”,这样的分类看起来比较清晰明确,但是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缺少对于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在内的新疆当代文学的总体关注。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真正源头

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起源时间”,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看法。本文认为,１９ 世纪９０年代是英美中心现代主义运动的起源点;１９ 世纪８０ 年代是德语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上限;１９５７ 年是法国现代主义运动的起源时间。因此,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真正源头, 应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发表《恶之花》的１９５７ 年。     

略论“公安文学”的艺术特征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坛总的走势似乎是“作品越出越多,知音越来越少”。异军突起的“公安文学”则是一个例外,虽然公安文学在“圈内”倍受冷落,但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却倍受青睐。公安文学获得成功,总的来说,与其“大雅大俗”、“入情入理”、“亦真亦幻”等审美取向和艺术特征密切相关。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辨析

“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是 90年代文学发展引人注目的现象 ,两者有相似之处 ,但在本质上的区别却是明显的。“向内转”体现了文学真正向自身本质特征回归的努力 ,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使文学创作更具有主体性和个性。“个人化写作”与“内向化”有某种承续关系 ,但过于沉溺于现实界的物欲感受之中 ,其负面阴影不可视而不见。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乡土文学”浅论

“乡土文学”出现在二十年代,发展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流派。就是在当代,也还有些作家高举“乡土文学”旗帜,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创作出不少很有影响的作品。     

“轻灵”与“救世”——孙犁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文学从其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可分为唯情式与实事式两种类型。唯情式乌托邦将审美作为最高功利性,力求通过“艺术化图景展现”方式,去改造人的精神进而改造现实世界;实事式乌托邦着眼于对社会形态与制度的关注,体现着理性建构秩序的“救世”情怀。反观上世纪40年代文学地图,孙犁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轻灵”审美旨归与赵树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救世”理性追思可以算是这两种乌托邦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呈现。     

《东方杂志》视野中的“三农”文学

《东方杂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三农＂作品,其中相当部分为文学形式。本文通过分析《东方杂志》对＂三农＂文学的刊载、农村人物形象的建构、＂三农＂原因的思考与出路的探讨等方面,展现民国时期＂三农＂文学的面貌,从而拓展＂三农＂思想史研究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