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青年毛泽东的“观念造成文明”

青年毛泽东的“观念造成文明”的命题，是在承认人类历史生活的客观性的同时，强调“观念”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人类追求理想的势力，不同观念的人们的相互“抵抗”，使人类历史生活成为“为奋追理想而抵抗魔障的历史生活”，揭示了人类历史生活的本质。这对他日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形成有启迪作用。     

史观考──试论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空白”

作者从历史观念的客观性空白这一事实出发，进而发现，中国古代可能存在着历史观的空白。在没有历史观的前提下，发展出一种独特而成熟的史学观。这种史学观的标准形态和经典模式就是“《春秋》观”。现代不少史学家基于自己的不正常的历史观眼光更习惯于误解古代史学的真相。     

自然与历史关系问题的价值论意蕴

人类最初从自然中寻求价值秩序的起源,这表明自然本身就蕴含着价值和规范,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到了近代,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历史观念的成熟,人们开始区分事实与价值.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孕育了历史主义,古典的历史主义由于坚信历史的意义并没有陷入事实与价值完全二分的境地,从而避免了虚无主义的困境.而“回到自然”式的克服虚无主义方案制造了自然与历史的二元对立,表征了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难题.     

新物质结构观的诞生

自然科学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将引起人们的物质世界图景的改变。人们的物质结构观念也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入而发展。当前在自然科学革命性的变革面前,一种崭新的物质结构观——“潜存-显现”观正在孕育成长中。这种新物质结构观的诞生,将不可避免地推动自然科学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关于物质结构的观念,曾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十六——十七世纪以前的“性质完善主义”的观点,然后是十七世纪以后,伴随自然科学发展而产生的“构成主义”观念。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轨迹

中国古代神话中反映了重血统观念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己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孕育着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因子。至西周，周人对殷人的“帝子”观加以改造，创造出了“天命”观，将大部分干预现实生活的远古神圣们逐出神坛，代之以天德，将道统融入血统观念，形成了近人事而远鬼神的文化意识。春秋至战国的禅让说，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人间帝王。不可改造的神怪纷纷被淘汰，直接导致了神话历史化。降至战国，学者们对神话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系统，神话与历史完全接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选择了这种改塑，将五帝系统纳入正史范畴，宣告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统一进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另一种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而从历史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的传统等角度论述这种思想观念之发展尤其需要加强。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向燕南认为,从10世纪到19 世纪的中国史,无论是分裂阶段,还是统一阶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都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周文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的民族意识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的深层次作用,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论死与不朽

自远古以来,灵魂不朽就是人们对生命不朽的一种基本看法。然而,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灵魂观念则愈来愈淡薄,而世俗生活中的不朽观则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我们看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超越死亡的基本不朽观,这一“三不朽”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科学的文化读解

一、科学的文化含义 科学被人们视为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方法、一种价值、一种精神、一种社会活动等。科学被“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①。这种行为是独立的人类行为系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与其他文化有着关联。“科学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意义上的文化”②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③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文化也是一个复合体，科学文化＝科学家＋科学知识＋科学信仰…     

中国“反文化”概论

人类文化创造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步积累，人类的历史是“正历史”与“负历史”同步演进的。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揭示匡正“负价值”“负历史”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中国古代具有反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孔子等。先哲们以特殊的语言揭示了人从“无”中走出，而在“有”中消亡的“负历史”轨迹，他们均从精神上保持了对物质的“反骨”，抵制物欲对人心的渗透。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均具有反文化的品格。在商品大潮涌动的今天，尤其需要有为的高品位的反文化的参与和匡正，呼唤真正的“精神贵族”！     

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

“自然”观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其地位不仅未被正确认识，而且往往为人所误解。“自然”这一老子提出的关于事物生化本因论的范畴，其涵义即“非他使然”的“自己而然”，它是道家之“道”的特定内涵，是诸如“有为”、“无为”等重要哲学命题的基据。从实质上说，老庄的“自然”观是一种物“自然”观念；以物“自然”为法而匡范人类，则是其哲学目的，这也正是其理论缺陷之所在，同时又是老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逃不脱“见弃于当途”这种命运的根本原因     

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扬弃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论断明显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观”,这种“世界历史观”深受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影响,推想远大于实证。“人类学笔记”时期,马克思受到人类学田野方法和实证资料的触动,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其“世界历史观”视域下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也使得马克思形成了东方社会与欧洲为并行发展关系的认识。这一学术逻辑的调整,不但意味着马克思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其身上附着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幽灵的进一步去除。     

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

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郭洪纪在古代文化中，由于儒家伦理的涵盖，国家观和民族观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儒家一向队为，“家”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国”则是家的扩大，“天下”又是国的延伸。这种由家族意识和宗法制度的扩展而形成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中西天人观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意义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系列负效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紊乱，从而为人类未来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实的迷津往往牵动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回视。当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日益升值，而对西方所清‘无人相分”、“征服自然’等观点的挞伐则此起彼伏。对此，哲学应该冷静下来，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把中西天人现置于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时空座标中进行比较性分析，对其内容与意义加以理性的廓清与合理评价。这对于当代条件下新的天人观的确立，对于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现实…     

英语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

英语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是性别歧视的社会观念在语言中的必然反映。它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沉积。为了说明性别观念是如何成为人们的语言观念的，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透视这一文化现象。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文化审美价值距离与“难能为美”

审美价值距离是克服传统社会美论由“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泛美主义”的重要概念。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功利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价值；文化客体本身既具有功利价值，也内合有文化价值。而正像人的文化素质实践能力有差异一样，人们的实践活动本身也是有差异的。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制约文化审美价值关系生成的这种“文化审美价值距离”，即由文化价值寻常实现水平到理想实现水平间的差距，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在非专业文化领域，文化价值距离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相对性；在专业文化领域，文化美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专业文化审美尺度。文化价值距离对文化审美价值的制约机制或衡量客体的文化审美价值尺度的内涵，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难能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