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历史流变及其原因

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失,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梳理中国历史中的刑讯逼供形态及其流变,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古代专制文化造成的有碍司法公正的观念的成因,有助于加深对纠正刑讯逼供"顽疾"的认识。     

刑讯逼供的挫折攻击理论研究——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建议

刑讯逼供现象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被理论学界长期关注,检视过往对于该现象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其"违法性"特征,忽略了这一现象的"攻击性"本质。而刑警的挫折感对于其采取的攻击性侦查讯问行为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性。作为刑事讯问主体的刑侦民警的挫折感不仅仅来源于职业行为和与犯罪嫌疑人的直接对抗,社会层面上对于刑警队伍的一些不良影响为其挫折感产生提供了更深厚的社会土壤。遏制刑讯逼供,不能期待讯问人员单方面的加强自我约束和克制,而应当从外部入手,特别是设立一系列的使侦查顺利开展的支援保障制度,消减负面压力,减轻讯问人员负担,把讯问程序纳入一个规范化的轨道。     

遏制刑讯逼供之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要彻底杜绝这种丑恶现象，是目前刑事司法领域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文章从加强监督与制约，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和打击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刑讯逼供的防治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作为一种获取被告人口供的野蛮方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的行为。但在实践中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时有发生。本文根据其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指出防治刑讯逼供的主要对策在于提高思想观念认识和完善立法和相关制度。     

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及其遏止对策

刑讯逼供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个痼疾 ,不仅严重地侵犯了人权 ,而且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 ,破坏了国家的法制基础 ,也是酿成冤假错案、积案、疑案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 :目前产生刑讯逼供并屡禁不止的根源 ,在于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上的执法不严。对策是 :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到场的权利 ;在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问题上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等     

刑讯逼供的法律分析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禁止的一种非法取证行为,但法律的规定不等于司法的现实。该文从立法对策的角度对遏制刑讯逼供提出了见解:完善刑讯逼供罪犯罪构成;增强辩护方与控诉方抗衡能力;建立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刑事法律机制。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试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对策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程序性违法现象屡屡出现,并且有愈禁止愈严重的趋势。本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刑讯逼供的对策。     

关于刑讯逼供的历史思考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现代社会已经为刑法明令废止。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追根溯源,试图探询刑讯逼供的历史根源,以期找寻出现实的治弊之策。     

论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尽管侦查讯问制度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讯问过程的公正性与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但是,侦查讯问制度的建构却并没有完全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便利。虽然人们已经从过去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刑讯逼供、诱供的不科学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但是经历了几千年不断翻新手法而后被禁止的刑讯逼供、诱供模式,仍不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出现并影响着正常的讯问活动。要彻底根除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不科学的讯问方法,除了法律上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更科学的制度来满足讯问实践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对侦查讯问的功能分析,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     

刑讯逼供与我国刑诉证据制度的完善

近来媒体披露的几则由司法机关公职人员刑讯逼供酿成的重大错案.引来国人一番议论。其实百姓对司法系统内的刑讯逼供早有议论,多有微词。最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十六条”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五个”严禁中,都有严禁刑讯逼供一条,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严禁刑讯逼供之举是顺乎了民意,合乎依法治国之方略。对刑讯逼供为何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固疾以及如何根除这个固疾,笔者以为有再作一番探讨之必要。     

刑讯逼供的法理分析及改良措施

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很复杂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 :刑事立法所确立的犯罪构成理论使得自白必要主义成为可能 ;现有的犯罪研究理论对刑事司法的导引功能较为不足 ;刑事诉讼立法价值取向只注重当事人权利的存在 ,而忽略了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强调客观真实使保障人权的程序价值衰退。从现实的期待可能性出发 ,对刑讯逼供的控制只能采取临时性的改良措施     

论制止和纠正刑讯逼供的策略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本文提出了制止和纠正刑讯逼供的途径和方法,特别强调了在立法和实践中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义务的重要性,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实现从实体公正到程序公正。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我国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制度的设立

随着侦查权力的不断扩张，口供主义侦查方式较为盛行，致使刑讯逼供已成为刑事司法文明的最大障碍，使侦查讯问过程受到人们质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为及时、全面、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辩护，同时监督刑事侦查权力的行使。文章针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出现的刑讯逼供和口供不稳定等问题，提出侦查程序中设立律师在场制度设想，在对其程序价值进行考察基础上，对律师在场制度的具体设置和相关保障措施作初步探讨。     

我国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规则研究

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这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和遏制刑讯逼供等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制度在立法上只是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弱,证据规则内容缺失。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有必要从讯问和录制规则、示证规则和审查判断规则等方面进行补充完善,待条件成熟时出台《讯问录音录像统一证据规则》。     

律师在场权本土化的理论反思

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作为扩大被追诉人辩护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保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律师在场权的固有特征和内在原理决定了其要受到一系列要素的制约和限制。首先,在保障供述自愿性的意义上,沉默权是律师在场权的权利基础和逻辑前提,沉默权的缺失势必会影响其效能的发挥。其次,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裁判权缺失的诉讼格局影响着律师在场权的实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的固有特征和律师的现实地位也阻碍着律师在场权遏制刑讯逼供的效能发挥。再次,巨大的口供依赖和口供补偿机制的匮乏,使律师在场权面临着被规避的风险。     

从法律制度层面防治刑讯逼供的措施研究

刑讯逼供一直以来是司法实务中的顽症之一.本文试图从法律制度层面来探讨我国防治刑讯逼供的措施,即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建立有限的沉默权制度,完善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明确警察和证人等出庭作证的义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监督特别是重视检察监督和法院的司法审查监督,切实落实对刑讯逼...     

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刑讯逼供问题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顽疾,多年来对其的遏制与预防一直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主要背景,从刑讯逼供的含义、特征及其危害,新刑诉法在遏制刑讯逼供上的改革与突破,对新刑诉法所确立的遏制刑讯逼供相关制度的评价与反思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与评析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与防范,力图在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途径与制度体系上表达自己的见解。     

当代刑讯逼供之刑事政策及启示

刑讯逼供在中国属于非法行为,但由于＂活法＂的力量使其在现实层面仍顽强存在。尽管当代刑事政策对刑讯逼供的禁止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但仍然体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促使刑讯逼供刑事政策变动的真正原因并非启蒙时代人权教义或原则的提出,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才使人道观念的实现具有可能性。只有科技进步才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