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学编辑的“三长”及职业道德

史学家的“三长”,即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通常以为,“才”,指编写能力;“学”,为史学知识;“识”,为传本史料的见解,观点。史学编辑集史学工作和出版工作于一身,因此也需要具有这“三长”,本文试图论述史学编辑应具有的“三长”的相互关系和职业道德。一、史学编辑的“才”刘知几在分析史学和史才的关系时,讲到了“才”。他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     

史学理念之重建

史学研究什么是“史学对象论”,史学关心什么是“史学理念论”。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 ,而是关心人所特有的命运 ,正是这种关心才构成了史学理念 ,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境界。关心命运是历史学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史学理念一旦形成 ,历史学就会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去关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幸、灾难、悲剧和罪恶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再谈司马迁的结局问题——兼论“西汉史学系统”

写了《关于词马迁的结局问题》(见《史学月刊》85年第6期)一文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太史公书》在西汉时期,从不曾被说成是“谤书”,到了东汉时期,它才被加上了这样的恶名。事实上,是先有了“谤书”之说,然后才附会出了司马迁被杀的故事。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西汉史学系统”加以考察。同时,考察一下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被杀说”之不足信。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理想的史学

一、史学与问题我们在此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理想的史学应该是什么样?”或“什么样的史学才算是一种理想的史学?”不言而喻,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完全撇开从过去到现在的有关史学的种种说法.这样,我们就把问题放在了一种近似“真空”的理想环境中,以便使之呈现出一种较为纯粹和完美的答案.当然,这是冒险的.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作为研究历史的科学,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都无法使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一种特定的受控状态下接受自己事先编排的指令和程序,使之重演和再现.所以史学本身也具有绝对的非实验性和非操作性.这诚然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是一种冒险.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因为它可能会使我们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毫无疑问,这些结论是有意义的.也许它并不完全正确,或令人满意.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中，特别是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中华史学文化圈的形成与意涵诠释

中华史学文化圈是以中华史学为核心,涵括中国及相邻政权史学的“文化板块”,根源于中华史学文化的悠久传统和长久影响力。从商周至20世纪,历经孕育、形成、繁盛、转型的中华史学文化圈,既有史学观念、史书修撰及制度建设上的同频共振,又有融合族群特色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史学文化风貌。区域内史学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中华史学文化圈成熟稳固的体系,并以求真务实的一贯理念、和谐会通的精神品质、宁邦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文化底蕴的坚实支撑。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求,中华史学文化圈在密切区域关系、化解异质文化矛盾、增进史学文化板块相互间的吸引方面,必将彰显更大的价值。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高校学报史学编辑素质浅议

史学编辑在高校学报编辑活动中居于自己的重要地位。首先，由于史学自身的特殊性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目的，要求史学编辑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能够甄别出史学研究中的唯心史观及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史学编辑还要具有强烈的精品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史学编辑“德”、“才”、“学”、“识”全面发展，以实现“编辑学者化”的目标。再次，史学编辑还必须具有一支过硬的笔，以便使史学论文既有其科学性、思想性，又有广泛的可读性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理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其易学、理学是其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学方面，他敢于疑古，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对《周礼》等也发出疑问。他提出“天理”等范畴，对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他认为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理”，主张编写历史时应以“书人不书天”为基本原则。在史学著作中，主张德政，重民爱民，师古不泥古等     

宋代浙江的粮食商品化述评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空前的,两浙路又居于全国的首富之区。苏轼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稻米在宋代除了作为主要民食外,并属主要税收之一,当时全国每年漕粮600万石,两浙路就占四分之一。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到了宋代,由于两浙路粮食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府、军队对粮食消费的巨额增长,赋税制度的变革,高利贷的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两浙人文传统：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的内源性文化承传

探究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独特的文学/文化思想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其勇于接纳近代世界文化新潮这个外源性因素,但承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内源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就继承传统而言,从两浙文化圈中走出的茅盾,其最初的文化接受便是两浙人文传统。这可从青年茅盾接受维新文化思潮影响、深厚的国学积累及其创作中烙刻的显著的浙西“水性”文化印记中得到印证。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论盛唐史学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一百二十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以及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与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这三篇修史诏书是:(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芬木)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