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中，特别是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傅斯年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

傅斯年治史的重心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但有一个时期,他对明清历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匠心独运地进行了明清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明清史事的探讨。本文拟就傅斯年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及其贡献作一评述。一、领导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傅斯年把史料看是史学的生命,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所以,在1928年他组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号召所内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志趣》中指出:“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们毁坏亡失。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概括起来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郭廷以史学研究综述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一生著述颜丰.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在边疆史、台湾史、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研究成果有所论述,还探讨了他的“通史”观念、“国民革命”和文化史观、史料整理与运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尽管如此,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史学便是史料学”渊源得失论——傅斯年史学思想论稿之一

傅斯年是以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整理新史料而名播海内的现代学者。他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处理史料,简言之日“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他史学活动的宗旨,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台港学者对此推崇备至,说是     

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年后至1990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

劳榦是现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对两汉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他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清代朴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近代以来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的陶铸,因而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学术遗产,不仅裨益于秦汉史学科的深层建构,而且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罗家伦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希望借此贡献中国学术。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史料搜集整理提倡与著述难于下笔的对立，也反映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贡献，以及彼时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认识。     

《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国学季刊》标志着２０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展示了北大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季刊》产生于北大特有的学术氛围中,在对“国学”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伴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季刊》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历史考证学的新成就、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介绍和引入西方的学术成果及资料等史学近代化的主要特征。《季刊》在许多方面还显示了其特有的编辑特色,并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对后人有所启发。回顾《季刊》的成就,对于研究北大学术和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均有重要意义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与缺憾

“学术独立”、“思想贵创”、“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可视为梁氏治学的四大特征,分别构成梁氏“现代学统”的整体构架。它是近代人文背景下的一次巨大的学术观念变革。但当我们将梁氏的学术研究置放于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受欧关科学主义以及巴黎学派汉学之影响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梁氏治学的某种不足。至于他本人所独具的那种擅长舆论鼓动的热情与办报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治学。梁氏是一位在晚清掀起“思想界之飓风”的著名人物。他的学术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吏上．粱氏以其先知先觉者的身份与过人的天赋和创造力．确曾贡献出超逾特定时代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