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

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主要是文学阐释的产物.金庸小说不同于侠的古典阐释,它以现代意识重构了侠的形象和侠的世界.金庸对侠的现代阐释,使武侠小说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金庸小说也登上了武侠小说的顶峰.另一方面,对侠的现代阐释又摧毁了武侠小说这一古典文体的理性主义基础,造成了武侠小说的终结.这就是金庸小说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价值.     

文化定位--金庸武侠小说批评的理论前提

当前文学批评对金庸武侠小说评价的巨大差异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文本,同样的文学现象,不同的批评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评论?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批评是否立足于其恰切的文化定位。我们只有立足于其大众文化定位才可能对金庸武侠小说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金庸武侠小说英译：问题及原因分析

金庸武侠小说汉译英理论和实践都存在问题：英译本偏少,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不足是中国文学译入译出失衡的一个缩影。从文化特色词来看,侠、江湖、武功等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英译的难点。从文化交流来看,英译中国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英语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英语文学对英译中国文学的排斥也是导致金庸武侠小说英译不足的原因。     

飘泊天涯路 谁明浪子心——论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

自梁羽生、金庸掀起新派武侠小说的热潮以来,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港台长年深受欢迎,历久不衰。据说在全盛时期武侠小说作者多达三百余人,但真正能独具风格、自成一家的却很少,特别是当时出现一种现象,金庸成为众人模仿的对象。唯一能突破金庸的模式而另辟新径的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1937—1985年)。古龙的至友、现香港作家协会会长倪匡认为:“古龙是自金庸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突破传统、别具风格、浪漫激情——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其作品刻画人性深刻,人物生动,能把传统与现代化而为一。”香港作家黄     

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评论界对金庸的<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的评价存在不少分歧,这从侧面说明了此部作品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价值.本文认为,金庸在<鹿鼎记>中通过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首先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其次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具有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解构中建构,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特征及其文化价值

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领域中,堪与香港的金庸比肩的,是台湾的古龙.在量上后者超过了前者.古龙曾自称在25年中写了两千余万字,被改编成两百多部武侠电影.其拥有的读者、观众群也不亚于金庸.据称用他的小说改编的港剧《楚留香》在台播映期间,掀起武侠连续剧最高潮,创造了电视收视率的新纪录,影响所及,几达颠倒众生的地步. 在不少人心目中,武侠小说可供消遣而难登大雅之堂.然而近年还是不断引起一些严肃学者的关注.1987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学术层次较高的首届“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即是一例,而《文艺报》也于1988年载文评价大陆近年来的武侠小说创作.有学者指出:文学作     

金庸笔下的海宁府

金庸先生是海宁袁花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乃是由一个在海宁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     

《鹿鼎记》与金庸的“无招胜有招”

作为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之"终结者"角色对于解读金庸具有特殊的阐释意义.此书不仅仅是金庸创作生涯的"封刀"之作,而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反武侠的特色,金庸自己在书的后记中也称<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论者多有许此书为西班牙之<堂·吉诃德>,认为其恰如<堂·吉诃德>终结骑士小说一样,有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终结意义.本文初步讨论金庸的武侠文学创作最终走上"反武侠"道路的历程,勾勒金庸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简单描述"武功"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演变,为解读<鹿鼎记>和金庸提供有益的参考.     

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

金庸小说的“反武侠”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在武侠小说中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型:一是以“人性”在武侠小说情节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武侠本位”向“小说本位”的转型;二是以“自由”在武侠小说观念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使武侠小说超越单一文类而获得多重文本指涉。因此可以说,金庸小说既是一个旧武侠时代的终结,更是另一个新武侠时代的开端。     

金庸小说中的奇异兵器来源及其异国风光

从兵器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金庸的想象力和审美营构,是避免把金庸神化,了解金庸小说乃至武侠文学民族文化之根的一个小小的窗口.金属轮兵器,来自元代蒙古兵经常运用的兵器"乾坤圈";金庸笔下的喷筒,来自于古代破解幻术的唧筒.异国风光的汇入,史诗与童话特点就有条件、且更完美地表现在奇异兵器上,就更加突出了武侠小说的灵动飞逸的审美特征.     

论“成人童话”的艺术精神──兼谈小说的理念与批评

一围绕着作为“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消费之热与评价之冷的巨大反差。这类作品属“通俗文学”范畴，不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属茶余酒后的游戏文字，甚至象金庸先生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见林以亮等《金庸访问记》）诚然，这种反差终于在“金大侠”独步江湖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今金庸及其作品不仅得到了年长一辈的专家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当代第一流的大作家”的荣誉，被视作“２０世…     

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

本文首先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只有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本文第二个论述层次从具体作品分析进入到作品与文化语境的相互诠释,发现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模式与现代华人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契合,提供了理解武侠小说结构与功能的基点: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胜于文学意义,它是华人世界中最普遍的文化仪式。于是进入第三个论述层次:既然武侠小说是一种文化仪式,批评就不能套用纯文学的理论范畴与系统;就必须承认幻想的合理性与意义深度,叙述模式的因袭与规范化重复等纯文学否定的东西。武侠小说的创作与阅读使华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在幻想中完成了文化认同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对于文化传统维持自身的延续性与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武侠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     

抵抗、继承与超越——评韩云波的《“后金庸”武侠》

正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武侠文学研究专家韩云波的新著《"后金庸"武侠》,对上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武侠文学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国现代武侠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具体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特色鲜明:一是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后金庸"概念提供了中国现代武侠分期的逻辑视角,可与目前主流的时空分期形成互补,以呈现武侠文学类型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进程,该著以金庸时代的终结为起点,以对金庸小说进行继承或抵抗而形成的"后金庸"作家及作品为对象,采用发生学的视角和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照法来考察"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港台与大陆武侠作家的创作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三种方式:首先是致力于颠覆和抵抗金     

江湖：小说与历史的舞台

金庸的江湖：表征与意义之间我觉得阅读金庸不能将其看成是对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的超越，而是要将其放入武侠小说的整体中，来研究是哪些因素使得金庸的美学成就成为可能。而且也不能将金庸的武侠小说放入周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话语中，而是要更进一步将其作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考察它与文学现实主义的一种对话、对抗，甚至逆转的关系。基于这些考虑，我选择“江湖”这个概念作为～个切入口。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把江湖看成是一个大擂台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不过我想把这个观点更推前一步，试图说明江湖是一…     

标出翻转与武侠小说文体的颠覆:从《鹿鼎记》到《城邦暴力团》

被现实常态文化标出的盗,正是武侠小说文体要展示的江湖美学。金庸《鹿鼎记》与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分别从盗之美学的两个维度的标出项异位——侠之观念和江湖幻想,展开了武侠小说文体的主题性颠覆以至文类性颠覆。而武侠小说标出项异位所引发的形式否定,最终指向了其自身意义的构筑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批判——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表现为一切以审美为标准,文学作品越具有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中就越有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以审美为本位,就意味着功利性、娱乐性和消遣性的文学没有地位。我们承认文学的审美性,但同时又反对把审美唯一化、绝对化、本位化。金庸现在被奉为“大师”,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武侠小说,而是因为其武侠小说特殊性所隐含的一般艺术性。     

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以《射雕》三部曲中的复仇母题为案例

本文以《射雕》三部曲中的复仇母题为案例,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解析,并试图阐明这不是传统民间叙事模式的翻版,而是在延用与发展之间孕育了金庸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以《射雕》三部曲中的复仇母题为案例

本文以<射雕>三部曲中的复仇母题为案例,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解析,并试图阐明这不是传统民间叙事模式的翻版,而是在延用与发展之间孕育了金庸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人力车夫情结”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受"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人力车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力车夫情结"。人力车夫是五四知识分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生活联系和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和重要触点,五四作家通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平民意识、平民文学观念也在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同时,五四文学将人力车夫奉为道德楷模,也与"改良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存在悖论。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