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浙江样本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近几年来财务理论及企业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利用浙江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考察了浙江省117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在0.05水平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对企业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结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国内上市公司的证据检验

文章以我国454家上市公司2001-2003年1360个观察值为样本,实证检验多元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股权结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多元化经营损害公司价值,国有股对公司多元化经营具有约束作用,国有股东倾向产业集中战略,发起法人股与流通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正相关,说明公司多元化经营存在代理问题。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企业产权与公司绩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有机构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不同的企业产权,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前、股改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首先讨论了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基金持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而QFII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没有影响。然后,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产权性质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产权性质和股改过程这两个因素对以基金为首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有不利影响,而对还未介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QFII的投资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总经理年度报酬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试图通过在综合模型中同时考察可能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年度报酬的不同变量,从而全面地描绘出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年度报酬决定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绩效、内部所有权、独立董事比例、多元化、总经理年龄与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有股、无形资产比例、公司风险、两职兼任、年龄的平方与报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报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无形资产比例和绩效。此外,本文还发现,统计上的影响点是造成报酬实证研究出现矛盾结果的部分原因。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分析——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正>本文以2007-2016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政府补贴与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接着将上市公司按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绩效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绩效,且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负效应起到缓解作用。     

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对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托宾Q值为被解释变量、股权结构为解释变量,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从电子、化工和公用事业三个行业中选取14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将其划分为国有和民营两大类后,利用这些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此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为提高公司绩效,国有企业的国有股减持应继续进行;增大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将有利于其提高绩效;适度增大社会法人股对于改善治理结构意义重大;增大流通股比重对于提高公司绩效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以企业资本回报率为公司绩效的度量,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法人股及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股权结构的“质”和“量”两个方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这说明国家股东治理效率低下 ,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积极作用 ,分散的流通股东在证券市场浓重的投机气氛下很难在公司治理中有所作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Ｕ型曲线关系 ,这说明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 ,使公司治理效率趋于最大化。一、文献回顾(一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①的关…     

浅析影响高管薪酬的相关因素

本文以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治理结构以及高管人员人力资本等九项因素,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它们各自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探讨这些因素对高管薪酬决定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绩效、法人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国有股占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控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股票是我国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我们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分为四种模式,并考察了改制模式、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程度及其经济后果的关系。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改制模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控股股东对控制程度的选择,非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模式的概率较高。另外,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度越严重,但是,很大程度上,控制程度对于资金占用与关联交易的影响来自于改制模式的不同,也就是改制模式不同深刻地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关联交易程度和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很大程度上,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动机来源于上市前国有企业的不彻底改造,并且这种不彻底的改造方式已经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零息回购转债：一种有效制约经理机会主义的国有股回购工具

本文认为,零息回购转债在制约经理人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方面的性能优于“增发后回购”、股转债等其它国有股回购方案。并且,无论国有股减持后是否仍占控股比例,股东是否决定赎回权的行使对零息回购转债制约经理机会主义的作用没有影响。不同于股转债,零息回购转债另一个优点是避免了巨额现金流出,不致令上市公司在回购后承担过重的利息负担和过大的财务风险。     

中国国资改革：困惑、误区与创新模式

2020年是实现国企与国资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开局之年,关键是要解决当前国资改革中的困惑,走出误区并探索创新模式。传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微观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资改革应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管理方案设计,这既是构建竞争中性营商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指引下国资改革引向深入的必然选择。总结国资改革30年来的困惑和误区,中国国资改革关键在于把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载体实现创新性结合,构建三层次国资管理体系,让国资委作为营利性国资的统一监管者,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将国家战略运用于国有企业中,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大变革。     

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中的领导风格及异化:比较与启示

本文是一项对中国国有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的比较研究,我们用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指标——领导风格和异化来比较两类企业的管理和社会效益。对相关企业员工所回答的问卷的统计分析显示出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不同的领导风格和员工异化状态,文章讨论了差别的原因及其对于国有企业管理变革的启示。     

关于对企业活力产生的结构性基础因素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活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提出的主要是非结构性因素理论.本文先介绍了现有企业活力研究的理论进展,然后对决定企业活力的几个结构性基础因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企业活力产生的结构性因素观点.同时,本文还认为影响企业活力的非结构性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位于结构性基础因素之后,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内涵于结构性因素之中的.     

企业契约理论的局限性与企业边界的重新界定

本文指出了企业契约理论在分析企业边界与规模时存在的局限性,并针对当前企业边界与规模变化的特征与趋势、企业经营策略与重心的变化与调整,从企业生产性知识积累的角度对企业的边界与规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Board Activities and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Ownership – The Case of Swede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a denationalization of ownership on the activities of corporate boards. A simultaneous change in investors' identity on the Swedish stock exchange and the board activities of large Swedish firms was observed during the late 90s. Drawing on the heritage hypothesis we conjectured that there could b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ownership and increased board activities on firm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ard activities in terms of range of activities and engagement in the decision process increased during the 90s. No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change in ownership identity and board activities, instead the increase in activities seemed to be a general phenomenon, while ownership change was firm specific. To explain this result a hypothesis of legitimization seeking behaviour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f denationalization, specific to the period in question, is formulated.     

经理人职能与职业化发展研究

有关文献研究表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经理人承担着一些企业家的职能。要获得社会信任,经理人职业必须发展专业知识和职业伦理,走职业化的道路。本文回顾了西方经理人的职业化历程,从人力资本和社会契约论等方面解释了职业经理人权力所具有的合法性基础,指出推动经理人群体职业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企业家能力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     

集群剩余与企业集群内部协调机制

企业集群内部协调既不同于市场上价格机制的无形之手,又不同于企业内部行政命令的有形之手。本文分析指出,集群内部协调的目标在于追求集群剩余,并根据企业行为的规律性对集群剩余进行了分析;介绍集群内部的各种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协调机制与集群剩余实现之间的关联。     

基于网络结构-要素行为-创新绩效视角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评价

将国家创新体系分解成科学研究网络、技术开发网络和技术扩散网络,从网络结构-要素行为-创新绩效的视角,选择具有代表性并且能够获取完整序列数据的指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参照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指标值确定各指标的标准值。进而对中国进行了实证测算,2001~2010年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指数从14.7%提高到4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比例、外资企业科技经费比例等指标的迅速增加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由此,提出了提高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的策略在于高效的、紧密的、国际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